ptoq听讲座

无公义怎许志永？——公盟事件引发的网友行动

2009-08-27T23:14:00.004+08:00

“中国良心与网络民意”系列之一：
无公义怎许志永？——公盟事件引发的网友行动
时间：2009年8月22日下午五时至七时
地点：序言书室，香港旺角西洋菜南街68号7字楼
讲者：杜婷，阎靖靖
现场参与人数：三十多人

我的奋斗

2009-05-12T20:59:00.009+08:00

2009年5月7日（周四）18:30-20:30老罗在哈工大一区校礼堂结合自己的传奇经历讲述英语学习和人生奋斗的感悟。这是“老罗的理想之旅高校巡讲（非公益）”的一部分。

法学论文写作及应有态度

2009-05-04T11:20:00.007+08:00

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企业战略突围

2009-05-04T01:47:00.013+08:00

2009年1月5日下午，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人称“郎旋风”的郎咸平来到黄石并出席了“东楚经济高层论坛”，发表题为“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企业战略突围”的演讲。
前面的女声部分实在让人恶心了一下子，实在怀疑该演讲的质量，待女声结束后，听到郎教授恰到好处的调侃，严谨的论证过程，有如春风扶面，心情畅快。

作为黄石市知名企业家，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袁联应被请上演讲台，
就企业发展的相关问题与郎教授进行了现场互动交流。

“冬天还没到，目前只是秋”
“对危机的认识不到位，是危机的真正来源!” 郎咸平的开场白让会场迅速安静。“今天天气好冷，我穿了大衣来。我个人认为，经济的寒冬还得些时日来，现在还只是秋天。”郎咸平切入正题。
2008年10月，国内有人主张帮别人渡过危机。郎咸平说，这是严重的认识不到位。美国金融危机，是和三聚氰胺一样有毒的“信托责任”丧失，致使美国由来已久的“泡沫消费”的信心爆破，与美国泡沫消费相关联的中国制造业比例很大的一块跟着就要遭殃，我们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郎咸平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只影响中国制造业和中国经济的“第5因素”。此前，成本、汇率、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等已影响中国制造业，资金流还在往房产和股市泡沫里转移；事实上，制造业、民营经济是冷的。这就是为什么“冬天”还在后头的缘故。

“4万亿要投到和民生必需品相关的行业”
郎咸平说，在经济陷入萧条的时候，美国和欧盟，都是由政府出面挽救经济。中国投资4万亿拉动内需是果断和及时的。
如何分配4万亿？郎咸平认为，应把这笔资金投入到和民生必需品相关的行业。要拿这笔钱，让老百姓更富裕，“藏富于民”，构筑抵御危机的“防火墙”。
把4万亿资金从追求GDP的增长转到民间财富的增长，这种思路的转变是科学的发展观。“藏富于民”就是让企业利润增长，让老百姓的薪水增加。只有做到“藏富于民”，才能根本上抗拒危机，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

转机应从“1+6”产业链整合着手
有人问，制造业如何寻求转机。郎咸平答，美国在制造环节之外，有大物流的6个后续环节，利润是从这些环节攫取的，而不是制造本身；而中国欠缺这些环节，寻求转机应从“1+6”产业链整合入手。
郎咸平建议，危机中，企业可考虑减缓对外投资，多积累现金。采用稳健保守的策略。
对于股市何时回暖。郎咸平说，从骨牌效应看，制造业仍是第一张牌，占GDP七成的制造业没有救住，单纯救市，只有短期效果；从制造业中失业的农民工如果继续增多，股市还要走低。
郎咸平分析，为应对危机，把银行推向一线，如处理不好，风险转嫁到银行，就会制造次级债务，产生连带的银行危机。郎咸平表示，他最不希望看到中国金融系统被危机卷入。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2009-05-03T23:20:00.008+08:00

主讲人：秦晖

主持人：李明时间：2008年12月22日（周一）晚上7：00

地点：中国农业大学西区人发学院CIAD报告厅（西区科研楼西侧小白楼里）

主办单位：人发学院社会科学部

背景：农村土地问题历来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重要支问题，它密切关系到农业生产效率、农民收入乃至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等。解放初的土改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包干”均对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而改革到今日，无须讳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已经暴露出很多弊端。当前学术界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争论较为激烈，有主张私有化的，有主张合作化的，有主张永佃制的等等，而真理只有在不断的争论中才能浮现。

演讲PPT：

如何看待大学评估？

2009-05-03T15:37:00.007+08:00

新闻链接：广西师大6名校领导迎接评估组女秘书遭质疑

2008年5月18日晚七点，由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办的“法治与公共政策每周评论”第十二场于北京大学理教123教室成功举行。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就“广西师范美女秘书评估事件”折射的高校评估和办学问题进行了点评。北大法学院学生王曦、清华大学法学院学生尤添作为本科生代表进行了讨论和发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首都高校学生和其他各行各业关注中国法治进程的朋友也参加了本次评论，现场提问互动踊跃，充分表现了高校学生作为大学最重要的主体对大学教育和评估的反思和关注。
　　本期评论开始前5分钟，在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副主任李媛媛老师的主持下，首先播放了中心为地震致哀特别制作的短片。全场默哀一分钟，以表达对在这场灾难中伤痛或逝去的生命的哀伤和祈祷。
　　本期评论正式开始后，张鸣老师主要从三个角度切入谈高校评估问题，即，这是一个怎样的评估？教育部庞大的评估体系是怎样的？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评估？就第一点问题，张鸣教授认为高校评估在操作上是预先告知和配合准备的，而不是最能反映真实现状的抽查，这就注定了造假和形式主义。评估内容则又程序化的，如教授必须有教案，成绩必须正态分布。而评估结果毫无悬念的倒金字塔式分布（如北大清华必然是优，很多学校必然是良，个别职业学校是不及格），又让这样的评估变得缺乏意义。接着，张鸣教授清晰的解析了教育部庞大的评估体系，从本科研究生评估到重点学科、一级学科、重点教育基地的评估等等。他分析指出，这样的评估体系可以说就是教育部独创的体系，是外国教育界难以理解的现象。形象地说就是“教育部在自己的后花园里准备了一个梯子，告诉大学，梯子的顶端就是一流大学，他们的任务就算是爬上去。”而大学为何也选择爬这样一个评估梯子呢？张鸣教授认为首先是211和985工程后系列评估是否通过与可观的资源相联系，而大学对这些资源的需要成为了他们顺从或争相评估的原因。另外就是评估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者身在其中自然不会愿意喊停。大学整体也只能折腾学生和老师，产生现在的悲剧。最后一个问题，张鸣教授回顾了中国高校教育乱局形成的历史轨迹，来解释评估产生的根源。他指出1952年院系调整和之后的教育工作者思想改造或许对今天的局面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我们一方面可喜的看到大学教育与过去续接，并有一定的进步，但211和985工程启动后，又进入了一种跃进式发展。即如他在前面说到的，教育部发明了所谓“国际一流大学”的概念，也就接着通过评估之梯的搭建让高校陷入了“迎评爬梯”的无奈局面之中。　　　　　　　　　在北大清华两位本科生代表生动活泼的表达了自己亲历本科教学评估的体会后，贺卫方教授对比中国旧时教育和西方教育，谈了自己对大学如何获得独立的想法。从西方教育历史的对比中，贺卫方教授提到西方的大学是属于精神世界，建立之初就自然与教会相联系，而掌管巨大世俗社会的国王却与之没有太大关联。另外，晚近对西方教育独立性的最主要干预也不是来自政府，而是商业者。他认为在这点上，中西大学自治面临问题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的政府扩张西方其实难以想象。接着，贺卫方教授回顾中国大学办学历程和优秀的教育家，探讨了好大学产生的土壤。即只有国家办学与私人办学并存，多元存在，良性竞争才能产生真正优秀的大学，也才能产生好的教育。最后贺卫方教授引导大家思考了教育部的职能界定问题，并诚恳提出“政府做错不怕，关键是错的时候能够意识到要改正，而不是一错到底。”，只有这样高校评估的问题才能被真的思考和解决。
　　大约半小时的师生互动中，同学和老师谈及了教职员关系和在这样的评估背景下教育工作者的责任问题。张鸣和贺卫方教授均表达了自己对教育职业的热爱和捍卫自己理念与尊严的愿望。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越是在这样的局面下越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能抗多少抗多少，就像地震灾难中用双臂护住学生的老师一样。
　　高校评估，虽然怨声连连，但也还是总有那或支持或顺从的声音让它得以存在和继续。正如贺卫方教授在评论最初概括的“这么多年来，大学评估的确是在骂声中开展，却也在骂声中扩张，并在骂声中受益。”骂声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仍旧应该怀有希望的期待着，更多教育工作者的坚持和努力，更多学生的思考和呼吁终究将唤起政府的关注。而政府这样对于民众声音的关注以及对于大学办学和独立性的思索，也终究将推动高校评估的改革吧。

浮动的岛屿———台湾的本土意识与民国遗风

2009-05-03T13:52:00.007+08:00

海都大讲坛

题目：浮动的岛屿———台湾的本土意识与民国遗风

时间：2009年3月1日上午9：30—11：30

地点：福建凤凰剧院（福州市工业路582号）

为什么讲台湾？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两岸之间的交往频繁了很多，通航、通商、通邮的脚步不断在加快，在老百姓特别是福建老百姓看来，台湾又近了很多。
2009年元旦前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３０周年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会上，他提出了在海内外受到广泛好评的“胡六点”。
对于台湾社会和文化，胡锦涛提到：“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探讨台湾意识也成了我们了解台湾社会万象必不可少的功课之一。

为什么是梁文道？
梁文道对“浮动的岛屿”是这么解释的：“所谓浮动岛屿，指的是我们看台湾总如水中浮月，无论对（台湾的）本土意识还是民国遗风都有一些误会，甚或自己的投射。”换言之，梁文道此讲的中心在于“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台湾”。
梁文道1970年末生于香港，但因为家庭经济原因，仅四个月大，就被送往台湾的外婆家，一直到初中毕业返港。为什么没有在台湾读高中？因为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他。那时候的梁文道在台湾认识了一些帮派的“大哥”，自己也成了“小混混”，上街打架也是常有的事。
时隔多年，在台湾最基层成长起来的梁文道更加对台湾社会有着自己的解读，更因为他长期往返于内地和香港之间，从而对台湾有着更为独特的视角。想一起和梁文道一起探讨真实的台湾吗？欢迎参加“海都大讲坛”。

闲话上海人

2009-05-03T06:02:00.006+08:00

2008年11月17日下午3点，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第3教学楼109报告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思与文”讲座请来了著名艺术家、文化评论家陈丹青先生，陈先生为大家带来讲座的题目是“闲话上海人”。讲座由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许纪霖教授主持。

外边中国：从外缘介入中原

2009-05-01T01:50:00.010+08:00

思与文讲座

主题：外边中国：从外缘介入中原
主讲：梁文道（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文化评论家）
时间：2009年3月10日(周二）15:00
地点：闵行校区图书馆1楼报告厅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错案的发生及其申雪

2009-04-30T23:44:00.005+08:00

2007年11月11日，贺卫方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演讲主题：《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错案的发生及其申雪》

以下是由网友zenyo整理的演讲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也非常高兴第一次有机会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做一次交流。珠海也是我第六次来了，前几次路过的时候常看到贵校的牌子，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来做交流。这次珠海市委宣传部做的珠海文化大讲堂要我做一次报告，然后昨天下午做的报告。在我离开北京的时候，于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说是这边消息已经出来了，这次来再也不允许错过。所以我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然后就有了今天下午这次交流。

　　今天下午到校园里，于老师亲自给我开车，让我感觉级别一下子高了许多。在前苏联，有一次戈尔巴乔夫感觉到很闷，想出去玩玩，然后就和他的司机说，今天你别开车，你坐后头，我开车，那戈尔巴乔夫一开车，那可不管红灯绿灯，一路闯过去，警官就觉得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敢违法的人，然后就赶快打电话报告总部说有一个车横冲直撞，根本没有交通意识，红灯闯了好多，然后总部说谁这么大胆，问他说是什么人，他说车里面不知道坐的是什么人，不过开车的是戈尔巴乔夫。(笑)所以今天是戈尔巴乔夫开车，后面坐的是一个小人物。

　　到了校园里面看到非常美好的风光，占地很大，郁郁葱葱的树林，同学们谈恋爱都有了最好的场所。(笑)湛蓝的天，还有清新的空气和徐徐吹来的初秋的微风，还有校园里面那些正在运动场上运动的有朝气的莘莘学子，当然还有刚才听到于老师多少带有一点山东口音的普通话，都让我们感到人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此。

　　但是在我们享受这样美好的时光，这么美好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这个国家里面还有许多人，他们的心情并不美好，他们会遇到一些非常令人痛心，甚至哭天呛地的一些事情，比方说聂树斌先生的妈妈，大家都知道最近聂案的背景都在不断的被揭露出来。

　　1. 聂树斌案

　　通过这样一个案件（聂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现在有了一些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事情在于发生冤案的时候，我们总是找当年制作冤案的那个人加以复核，加以审查，加以纠正。我曾经看过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的一副漫画:蒙受屈辱的秦香莲向包拯告状，包拯在状子上大笔一挥，写了一行字——“请陈世美同志查处”。让陈世美来查处秦香莲的冤案，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着的非常痛苦的乃至于可怕的一个格局。那么各位同学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设置法院检察院这样的司法机关，设置各种各样的执法机关是为了解决这个社会中的纠纷和矛盾。当一个社会出现了矛盾和冲突，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机制来把它解决，恢复正义。如果正义格局被破坏了，这种恢复就变得非常必要。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国家？我们都知道，有一种观点叫做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并不是说不要社会秩序，而是说有政府使得社会秩序更加紊乱。那么我们需要考虑无政府主义它的这个理念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更多的人会觉得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政府的时代，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话，那么我们有很多事情解决不了。我们就要把法律操作在自己手里面，同态复仇，你杀了我的人，我又杀你一个人。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样的东西会使得社会变得非常混乱，甚至出现所谓的丛林规则。那就是谁的拳头硬，谁的力量大，谁的权势高，谁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糟糕，所以政府的设立从最基本的目标来说，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念，那就是让这个社会具有正义，让这个社会被破坏的正义能够得到恢复，这是我们设立政府的最基本的初衷。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会发现许许多多的地方，政府并不能很好的履行这种恢复正义的职能，它们甚至可以说不能很好的去解决一些纠纷反而在制造纠纷。也许没有人想象得到令我们这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的冤假错案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所有的人都处在一个人人自危，朝不虑夕的一种状态中，一个小孩写毛笔字，打倒大坏蛋，坏蛋这两个字正好写在《人民日报》的毛主席的头像上面。就被认为是反动分子，要加以严厉的制裁。有一个说书的人，说书人说书前都兴说一段多余的话，相声里面叫垫话，铺垫式的话，前面说了一段话，后面再书归正转。那个时候都兴说毛主席语录，先背诵毛主席语录，结果他背完毛主席语录后，他扇子一拍，闲话少说，书归正转，结果被现场抓获，现行法革命分子。在中原地带有一农民去请毛主席的像，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门上都挂着一张毛主席的像，客厅的桌子上面都要放着一尊毛主席的塑像，那个塑像，不能叫买只能够叫请，但还是要花钱。数九寒天的北方，手冻的不得了的，但他还要手捧着毛主席的塑像回来，结果捧在半路上手已经完全冻僵了，这可怎么办，他能够用什么办法能够让两只手能够插到棉衣的袖筒里面能够保暖一些，他想不出来办法，突然发现路边有一根草绳，诶，想到主意了，然后就用那个草绳把毛主席的脖子给绑起来，然后放到身后，再把绳伸到前面来绕在手上，这样手就可以插到袖子里了，就这样把毛主席像给背回来了。被贫下中农发现了，结果据说这个人被判处死刑了，被枪毙了。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例，比方说在反右斗争中北京大学的一位美丽的女学生，林昭女士，因为发表了不同的政治观点就被判处死刑，最后被执行死刑后还要求林昭家人交5分钱的子弹费；张志新烈士，我觉得革命烈士里面很多都是女的，这个很有意思，一般的坚强的很多都是女的，据说现在双规也是这样，一般把男的规了，赶快什么都说了，女的被规了，打死也不说，都是江姐啊这样烈士的一种形象。有一个人倒是说，我听山东省检察院一个主管安徽的一起贪官案件，那个贪官的一个情人也被双规了，这家伙就和那个贪官不一样，贪官早就交待了，她打死也不说，最后，非要叫我说，那行，我告诉你钱放在哪，你们到青岛市郊区海边有一个洞，我就把钱放洞里面了，然后办案人员赶快就跑到青岛查那个洞，根本找不着有那个洞，找了个遍都找不着，回来以后，她说，哦，我记错了，是大连，我记错了，你们再去大连查查。最后办案人员说，求求你，别说了好不好。文革期间，张志新烈士，也是一个女性，大家知道，她只是觉得对于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感到不满，觉得这是一个错案，刘少奇绝对不是所谓的叛徒，内奸，工贼，不可以这样做。结果就被判处无期徒刑，到了1976年的时候据说她依然在监狱里表达着一些所谓的“反动观点”眼看文革就快要结束了，还是把她重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早晨要拉出去处决的时候，更早的时候来了两个医生把她的喉管先给割开，因为怕她喊反动口号，或者喊令人尴尬的口号，比方说喊“毛主席万岁”，这就很麻烦了。文化大革命冤案重生，多少人死于非命，可以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达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程度，那个时代的冤案是整个社会混乱时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极其普遍以至于大家现在说文革是十年浩劫。今天我看到有一些学者居然还在说文革是一个好时段，而且那些人还经历过文革，我真的觉得不可理喻。那么即便不是那样一种混乱的时代，仍然还会出现一些冤案，可以说冤案的发生不是人类可以完全避免的，在某些时候。或者说只要由人组成的社会，人的司法机制必然会出现一些人的认识达不到的，没有办法去正确处理的个别案件。侦查也好，起诉也好，判决也好，都或多或少的依赖于过去的证据，有许多所谓疑难案件就是在证据方面没有办法去确定，所以审理一些疑难案件需要一些智慧。但是正如历史学所遇到的一个最基本的困境一样——没有人能够完全的把一个案件的事实加以准确无误的描述，所有的证据链条都有可能出现断裂，有可能把传来证据作为一种事实上的一种描述，人的记忆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甚至指鹿为马，他的记忆完全发生了错误。

　　2. 作伪证

　　有些人会在法庭上作伪证，作伪证这样的事情在许多地方都会发生，我们现在对于伪证也是感觉到没有办法。刑事案件的出庭的证人占应当出庭证人现在看起来不到10%，这给刑事案件的审理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律师有机会当面对有关的人进行质疑，大家都记得林肯那个著名的故事，林肯是如何在法庭是当面戳穿那个作伪证的人物。人们说判断一个人所做的证词的时候，一个律师的技巧是显示了一个律师的层次，境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个人说假话会有怎样的一种表现，说假话的人，也许他的表情会不自然，他会眼神会僵硬，他的肢体语言会变得不同寻常，他的脸色会红一阵白一阵，他会发抖，并不是因为天冷而发抖，而是因为说谎而发抖，他会说他的经历中间不大可能有的一些语言，比方说一个从来没有在部队里待过的人，他说的语言里面有一些许多军人喜欢说的术语。他会变得说话过分的准确和顺畅，他像是背书。大家知道一个人说话，比如说我这个讲座，整体来说大家都觉得理解没有问题，但是有些句子的衔接，或是说些这个那个，哼哼哈哈的，这是正常人说话的特点。但是他说话太准确了，所以说他是提前背好的。在法庭上如果一个人在背诵台词，你如果真要作证的话，你要讲你自己亲身经历的一种场景，你看到的事实，但是你却在背诵，这是什么意思？所以在司法的过程中，如何去真正的揭露一些谎言就会成为一个司法制度高下的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我们现在居然是只有不到10%的证人能够亲自到法庭来作证，这样的话给冤案的发生带来太多可趁之机。当然那些证人说的是不是真话，恐怕也很难说。

　　3. 宣誓制度以及证人的保护

　　到法庭上，拿了别人的好处，作为证人就开始帮人说话。这个好像一直以来是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也不止是中国，西方也有这个问题。但是西方有一个因素制约了他说假话的可能，那就是宣誓制度，手摁《圣经》向上帝宣誓，我有一次到德州看到法庭上证人作证，证人宣誓，然后法官非常郑重和他说，刚才你已经宣过誓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说的每句话都是和上帝所说的，如果你要作伪证的话，你不是在欺骗我这样一个法官，而是在欺骗上帝，天哪，那个证人立马神色庄严起来，他就说实话，说真话。你知道诉诸某种超验的力量，让一个人唤起某种神圣感，它能带来一些复杂的效果，它不仅仅有利于让证人来说实话，说真话。而且也会让因证人的证词而入罪的人不至于对证人那么仇恨。过去好像8年前，今日说法曾经叫我去做嘉宾，说一个证人作证的问题。在山东日照，有一位妇女亲眼目睹了她的邻居试图强奸和杀害一个小女孩的过程，但强奸未遂这个人就被抓起来了。法庭审判时候这位妇女亲自到法庭上作证，证明她看到的到底是怎样的。由于她的作证，被告人被判处五年徒刑，五年徒刑，他要出来，出来了以后非常麻烦啊，又回到村子里了，然后就和妇女说：“哼，你去作证，由于你作证我做了五年大牢，我告诉你我绕不了你，我要杀了你。”这个妇女当然就觉得很恐惧就找村委会，村长说，这个不好办啊，我们只能告诫他教育他，我们没有办法保护你。然后接着她又去找乡里面的派出所，派出所说你要是国家领导人我们可以找两个警察在你的门口站岗，但是你一个老百姓，我们没有办法。结果没几天妇女的丈夫去青岛打工，妇女和她的孩子双双被这个家伙杀掉了。当然他也因这样的犯罪而受到了死刑的制裁。但是人们会反思说如何去保护证人，如何能够让证人能够堂堂正正的，不需要有任何顾虑的到法庭去作证。有些人提出一些建议说，是不是可以采取更大的力度让证人得到补贴或其他的保护。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主意都很难实施，因为这个国家没有那么多的钱。有些人甚至举例子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一些大案要案中，证人甚至要被整容，证人被移民。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刑事案件都受到这样的保护，那怎么办？在那个节目中我提出了我的一个建议，事实上现在我们的证人出庭率这么低，恰好是使得证人不愿意出庭的理由，我们必须要想方设法让每个该到法庭作证的人必须到法庭作证。你要不去的话，法院派法警把你五花大绑的绑进来，让你必须说真话，这个时候你知道，当被告人看到一个五花大绑的证人进来了，他就不会怪罪那个证人。如果法院说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任何来的人都会让被告人格外的恨他，因为你可以不来。这样不利于保护证人，我们就是要把他五花大绑绑进来，让他必须出庭作证，你知道这个时候被告人就想，也不是他愿意来，是法院坏，你看给人家绑着进来，你不能再苛求人家不来作证，法院强制每一个人来作证。来了以后还要有一种机制来让他说实话，说真话，这个就比较麻烦。我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法院，这是一个很有改革精神的法院，这个法院的院长叫陈国猛，他也在法院敲响了华夏第一槌，这个陈院长很了不得。后来他就想如何推行一个新的改革，最后就推行了证人宣誓制度，我看了看那个宣誓台，这边放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说，这个宪法顶用吗？在咱们国家违反什么法律都要受制裁，唯独一个法律没事，宪法。宪法是最没有权威的法律而且谁最有权力谁就可以随便改宪法。每次党代表大会开完了就要改宪法，科学发展观要进宪法，因为这是惯例。这个法律，谁要改都能改的话，它要有威信，那才叫怪。所以我觉得我们证人手摁这样的一部法律宣誓，我觉得还不如按《婚姻法》比较有效一些。所以，手摁什么宣誓比较好？《圣经》？英国人治理香港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中国人上庭老说假话，这可怎么好，结果就叫他们手摁《圣经》宣誓，宣誓完了还说假话，因为他不信这个东西。最后英国人做了一点人类学研究，看看中国人怕什么，结果发现中国人有一怕，祖宗，家里都有祖宗的排位，所以他在祖宗牌位面前就有一种神圣感，所以最后英国人就说你们每个中国人要作证的话就把祖宗牌位拿着，对这祖宗牌位宣誓，列祖列宗在上，我说的如果有任何假话，天打五雷轰。结果最后说真话了。人类社会的治理也许不能够仅仅靠人本身的力量，我觉得我们都要靠一种我们看不见的力量才行，所以有时候我想有神的地方才会有人，在没有神的地方人都会变成魔鬼。所以有时候想宗教信仰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民的鸦片”，在人类的力量不足以克服某些社会弊端的时候，也许就要诉诸于超越人类力量的其他的力量。那么我们的法庭上有这样的一种宣誓看起来也不足以解决问题，但是我想这是一种思路，你如何让刚从监狱出来的被告人能够理解你当时为什么去作证，你看人家都向祖宗宣了誓了，都天打五雷轰了，还想让人家说假话，这太过分苛求了。所以法院如果强制性的让证人去作证，作证的时候又有某种机制让一个人说真话，这样就使得这个社会不仅仅案件能够公正的解决，也能够缓和这个社会本不该产生的矛盾或者冲突。

　　4. 刑讯逼供

　　我们还可以看到冤案发生的第二个层面上的原因，那就是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就是执法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采取殴打或其他的折磨方式使得他们必须要按照执法机关所要求的口径来加以叙述，来获得口供。刑讯逼供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国家历史悠久，今天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一般的人被抓进局子里，一般都会遭到一阵暴打。我到一个地方去了解案件审理情况，公安局的人就说，你说这帮工商的人，他们居然打人，我们打人还行，他们也打，他们觉得很奇怪。现在刑讯逼供有各种各样的花样，比方说如何让一个人受到巨大折磨而不留任何伤痕，比如轮轴转的审理。我想我们人类为折磨自己的同类创造出来的种种办法，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报纸上偶尔会揭露这样的问题，但这样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法国著名作家蒙田曾经说刑讯逼供不足以考察事实真相，只能够考察一个人的忍耐力，能忍的人不说实话，不能忍的人说的不是实话。大家知道能够忍耐的人就像江姐一样，你把我十个手指都穿透了我都不说实话。但是不能忍的人屈打成招，说的就是假话，所以按照蒙田的逻辑似乎刑讯逼供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从一个了解法律运行状况的人来说，刑讯逼供真的有助于破案，真的有许多案件是通过刑讯逼供获得口供，再找到其他证据，链条都一致，最后案件才能告破。所以刑讯逼供它应该受谴责并不是因为它对于办案没有帮助而是因为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一个社会的人道主义。一个国家必须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之上，另外我们防止执法人员的违法，国家公共权力如果违法法律，那就比其他个别人违反更可怕。你们知道在美国有个规则叫做毒树之果，毒树上的果子是不可以吃的，尽管看上去很诱人，那么只要证据是采取非法手段获的，即便能够证明案件的事实，也要加以完全的排除。那就是说，宁愿放纵某些犯罪，也不能放纵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的犯罪。米兰达规则，米兰达先生被指控强奸杀害别人，而警察在逮捕他的时候没有向他交待权利，结果在法院审理的时候米兰达就说由于警察没有和我交待权利，所以我和他们说了这些话，法院就说所有交待权利之前所说的话都要排除掉，结果米兰达先生因为这个而大摇大摆的走出了法院，他被宣布无罪。所以我们有时候想想，我们也不可能保证每个案件都能完全公正的解决，我们只能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做取舍，我们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更要紧还是惩罚犯罪更要紧，政府的犯罪是不是个别犯罪更可怕，一个法治的国家都将防范政府视为头等大事，叫做防火，防贼，防政府。政府犯罪，政府带头违法，对于人民来说太可怕，所以有时候宁可放纵一千，绝不错杀一个，也许这是一个法治社会所采取的逻辑。但是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一致采取的规则是什么？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刑事程序中，如果一个证据是通过非法手段，如刑讯逼供获得，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话，可以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但是与此同时需要对警察进行制裁。所谓实事求是其实是哲学上颠覆不破的合理规范。但是放到法律程序里面就很难操作。所以我们必须确立某种价值上的取舍，你到底要追求什么？刑讯逼供之所以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不能够完全加以排除。那么律师也无法制约在预审过程中的刑讯逼供，况且公安部门作为一个强势部门很容易就让一个人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中，列宁曾经说过什么叫专制，专制就是警察的无法无天和民众的普遍无权，警察的权力如何限制？能够让它暴露在阳光之下，能够让人民看见它行使的过程，这在中国还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事情。甚至可以说，过去五年来我们国家公安部门的地位在节节提升而法院检察院的地位却在不断下降。

　　5. 刑事诉讼的律师

　　在我国13万律师中间，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只占了不大的比例，尤其是都市里面的律师，有些律师非常荣耀的说，我从来不办刑事案件。这是大牌律师的做派，从来不出庭，连法庭都不去，我做非讼业务。这批律师是中国收入最高的律师而非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一般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的律师，收入不高，风险很大。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中英刑事辩护与人权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大家问英国的律师在刑事案件中作用是怎样的？英国人说，律师是刑事诉讼开启的要件，那就是说没有律师的话一个刑事案件是不可能开启的，必须有律师为被告做辩护。而我们这我听说判十几年的案件没有律师，根本不需要也找不到律师。这样的情况非常的可怕。少数从事刑辩的律师也生活在一个非常恐惧的状态之中，因为他们经常不仅不能保护自己客户的利益，而自己在辩护完以后也进局子里面去了。现在在这个国家里面，还有100多个律师在监狱里面服刑。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比方说，我为你辩护，我告诉你说，在公安局里面有些话你不该说，明天到法庭上你该这么说。那么描述完全不是叫你说违法的事情，而是说你那样一个说法对你是不利的。于是第二天在法庭上他果然改变了说法，我们的检察院有的是方式再来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问他，你为什么改变说法。那是张律师叫我这么做的，根据《刑法》306条，律师就涉嫌伪证罪。律师这种职业如果不能够最大限度保护自己客户的利益，法律上对他设置了种种障碍乃至于危险，这个时候刑辩律师就变的非常危险。每个长期从事刑辩的律师都是满脸的苦难，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中国法治的一个写照。

　　6. 司法不独立是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那么律师也没有有效的方法制约在预审过程中的刑讯逼供，况且公安部门作为强势部门，他们有许多办法让一个人陷入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列宁曾经说过，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警察的无法无天和人民的普遍无权。警察的权力应该如何限制，让他们能够暴露在阳光之下，能够让人民看得见他行使权力的过程，这在中国还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事情。甚至可以说过去五年来，我们国家警察部门的权力在节节提升，而法院检察院权力却在下降。比方说我们前一任的公安部长，周永康同志，他不仅是公安部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他到最高法院去是叫视察工作，肖扬院长向周永康同志汇报工作。哪一个法治国家让最高法院的院长向警察头子汇报工作？这完全是一种颠倒着的做法。那就是说法院根本无力去制约警察的刑讯逼供和其他违法犯罪的行为。有人说这是公检法三家，这个说法本身就很奇怪，公安局变第一位了，公老大，公检法三家，公安局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好像法院挺自在的，但事实不然，在刑事诉讼领域中，那就等于前面是下结论的，后面只能够是接受结论的。公安部门的结论是不大能够去质疑的。我们的司法没有一种真正的独立性，这既可以说是我们冤狱经常发生的一个原因，也可以说是我们冤狱得不到纠正的很大一个原因。所以刑讯逼供是产生冤案的一个温床。我们必须要想方设法的在这个国家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那就要想方设法的去确定司法本身的独立地位。一个刑事案件的发生，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的发生，往往带来的是社会普遍的压力，当然我要老实的说公安部门往往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比方说有个说法叫“命案必破”你说这是人说的话吗？哪有一个社会说所有的案件都必须破的，这不可能嘛，人力达不到嘛。有许多案件的确是没有办法破，无头案嘛。所以必然有一定比例的案件是破不了的，哪怕是一些非常令人恐惧的案件。所以有时候公安部门不得不想法设法的去抓替罪羊，抓获的嫌疑人就是犯罪分子，如果你不是的话我就想方设法的让你是。这是现在我们社会对于政法机关的一个压力。那么法院的独立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司法机关能够独立的判断所有的证据，能够让正义在司法的过程中实现，那我想我们也不怕前面有什么问题，只要后面能够独立就可以。比方说云南发生的杜培武案，一个警察，警察通常都是打别人的，但是这次杜培武先生的太太和太太的上司两个人开车的时候在外面被打死，过去曾经传说杜培武怀疑他的太太和她的上司之间有不正当关系。于是他就成为重大嫌疑人，然后就被抓起来了。最后一审昆明市中院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他的中院里面拿着自己的血衣，说看看我被达成什么样，但是法院不为所动。当庭喊冤，后来到了二审高级法院，高级法院说就是这个凶器找不着，这个链条似乎各个方面都具备，但是这个证据就是找不到。我们不是疑罪从无，而是疑罪从轻，最后云南省高院判他死缓，然后等着看看会不会真相大白，杜培武的命保了下来。杜培武真是幸运，过了八个月，真凶落网了，在另外一处作案被抓获，他交待说那天他还在昆明哪个地方打死了一男一女两个警官，杜培武出狱了。云南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对这个案件进行研究，说汲取教训啊，以后不能够再出现这种冤案了，但是有一位委员，这是他亲口和我说的，他当场就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今后我们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再当庭宣判被告人无罪，大家都说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谁敢，谁也不敢，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制度上面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是去年年底发生在陕西的邱兴华案，邱兴华也是了不得的人物，一口气杀了十个无辜的人，杀完了以后还把人家的心啊，肝啊给切出来炒着吃。但是你们知道这个人他可能有问题啊，可能有精神病，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一个人在患有精神病并且在精神病发作期间所做的犯罪是不受法律追究的。于是我跟其他的四位年轻的学者，我们五个人联合发布了一个建议书，要求陕西省高院对于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到底他是不是精神病，而且当时另外一个精神病专家也信誓旦旦的说，根据他症状来看，精神病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种做法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出来的。而且邱兴华一审被判了死刑，别人问他，你对死刑怎么看，他说我最担心的是我在写的那本书卖不出去了。他的太太也说他的家族好几代都是精神病病史，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对他进行精神病鉴定，网上也沸沸扬扬。当然有些人指责我在干预司法独立，大不了就是鉴定一下嘛，鉴定他不是精神病再枪毙也没关系嘛，但是陕西省方面真的觉得是个烫手山芋啊，这家伙不判死刑谁抵挡的住外部的压力，于是去年的年底，你们知道从今年一月一号开始死刑的复核权就要收归最高法院，于是在12月27号（2006年）刚刚毛泽东的生日过了就把邱兴华先生执行了死刑。所以司法能不能真正的独立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7. 司法独立实现之可能性

　　现在整个制度的安排，让法院人财物都受制于同级地方政府。法院必须要听命于地方政府，在许多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长看来，法院不过是各厅局其中的一个嘛。我们这样的一个法院系统，可以说因为外部经常对其权力的干预，有些案件它明明知道有问题也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判决。如何解决司法的独立性问题？我们也曾经做出一些个研究，提出一些个方案，比方说，我曾写文章想象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区划，让行政区划和司法区划进行交错的分布。网上曾经有一个消息，民政部的官员在接见香港媒体时透露，我们正在准备进行行政区划改革，中国要由26个省，5个自治区，4直辖市变成50个省，这个分法特别好玩，我看了一下新的分省地图，那个地图分的很有意思。新疆，分成南疆北疆，北疆省，南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然后广东，也被切割了，江西湖南那片，和广东的北面合成一个南岭省。潮汕和福建南部合成一个叫潮汕省。然后河南也给切割了好几块，然后像我的家乡山东也被切割了，我们属于胶东省，我们的省会在青岛。然后又把河南一小块河北一小块放进来变成新的山东省。总而言之，只有四个直辖市没变，海南省没变，其他的全变了。我觉得这对于司法独立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机会呢？你们知道这样的变革有很多的好处，一个好处可能说会改变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现在我们有些省份人口太多，比如说河南，1个亿，这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大。河南省委书记一跺脚，中央都抖一下。像广东这种省，虽然人口不像河南那么多，但是广东的岭南文化，地域太特殊了。如何去协调这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许把它切小一点，有助于缓和中央和地方关系。第二个好处是可能使得我们官员的数量大大减少，现在之所以有地级市这样的建置，其实过去叫地区，因为一个省太大，省会离县太远，所以在中间设置一个中间站，就是说让它变成一种派驻机关，起到一种勾连的作用。后来到了文革后期，我们这个地区一级逐渐变成了一级完备的政府，所有的机构都开始齐全起来。以前一个派出机构就是一个专员和下面几个官员而已，但是后来变得规模庞大。那么如果省变小以后，就不再需要这级过渡政府，由省直接管县，然后接下来可以把乡镇这级给撤掉，现在农业税也取消了，乡镇这级现在除了鱼肉人民以外没有别的事可做。所以完全可以撤销。那么中国将来就有可能是中央——省——县三级政府，完全可以解决问题。还有个好处就是说省的区划发生变化后，从前的高级法院管辖范围不变，还是老的高级法院管辖范围，但是它们的名称要变，比方说广东省高级法院要变成广州高院，用城市的名字命名，但管辖范围还是老的广东省的范围。为了更彻底的贯彻这样的思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海南高级人民法院撤掉，让海南属于广州高院的管辖。四个直辖市的高院全部撤掉，北京，天津归到石家庄去，这有利于石家庄经济的发展。上海归到南京比较好，重庆再回到成都，这样的话就做到了司法区划和行政区划交错分离。路径交错的花园，这是博尔赫斯小说的名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路径交错的国家治理模式。各位同学大家想一想，一个国家的治理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政治性的口号就可以，我们长与说一些个口号，但是我们最不容易做的是细致入微的去思考一个国家如何去实践一种良好的治理，过去的儒家就喜欢说大口号，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尽说这些空话，有一次一个人正在说这话，胡适先生问他，为天地立心你怎么立法，你给我立一个心在天地间看看。我们的儒家的人喜欢说这种口号，不喜欢做一些务实的事情，实实在在的去构造制度。你们学的校训不也是这个校训吗（指的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笑）别在这里说一些不该说的话。那具体的制度怎么建设，比方说我们现在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什么样的权力都是按照行政区划划分，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各地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划分的，到北京去开会，各个省人大代表组团，团长通常是人大主任，现在多数都是省委书记，他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你发现也是按照团来坐，只不过他们的坐法不是说广东代表团这一块，河北代表团那一块，不是一块一块，而是一条一条的，广东代表团一条，河北在这一条，四川在这一条，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一条一条的坐，后来想通了，这家伙左右一看都不认识，他就没办法交流，他就不让你交流，这也是处心积虑啊，真是不容易啊。然后各个代表团讨论，你知道开会的时候开会，我们叫议会，总是要议一议吧，但是怎么议法，你会发现一下又恢复了行政区划里面去了，就是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组成的代表团在一起开会，大代表小代表，人大主任，省委书记，省长，三驾马车坐在上面，下面那些工人代表坐在后面板凳上面那种惶恐不安的样子，那就是省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嘛。你怎么让这样的人大去制约政府的权力，西方国家哪个部长或者总统，或者总理来，都要接受质询的，接受质询是什么？撒切尔夫人那个铁娘子，中英谈判何等强硬，但是她到了英国国内，一点儿都不敢强硬，每次到议会接受质询之前，她都睡不着觉，都必须靠安眠药才能睡着。平生有三件事情另我恐惧不安，你就是疾病，死亡，上议会。你什么一国首相你就觉得你了不起，你到了议会那我告诉你哪壶不开提哪壶，英国的议会为了防止两边打起来，在执行党反对党两边议员前面地板上都有一条线，互相指的时候手不得过这条线。就是要相互冲突嘛，政府官员一来就必须要老老实实的接受议员的质问，实在不行甚至可以动手。我们有时候幸灾乐祸的说台湾那边打起来了，搞民主有什么好，打起来也比全体举手通过的议会要合理的多嘛！（掌声）那么我们需要想一想让议会的权力跟行政区划一样合理不合理，我们也需要想一想司法和行政区划一致合理不合理，现在我们所有都靠在这个圈子里面，完全都和行政是一致的。我们的宪法规定说，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朋友们仔细想一想，列举法，54年的宪法倒先进一些，54年的宪法就说法官依法判案，法律是法官判案的唯一依据，这个可以了，但是我们后来1982年的宪法做了一个列举法，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行政机关在里面了，社会团体在里面了，个人在里面了，有不在里面的吗？政党，党算不算社会团体，可能不算，我还真较较真，查了一下党算不算社会团体，结果好像不算。行政机关虽然在里面，但是行政机关的首脑往往接受党的领导啊，珠海市的市长本身也是珠海市委副书记啊，他不从市长的角度，他凭市委副书记，那你法院院长不老老实实要听我的，我是市委领导。所以这也挡不住，还有人大，人大没有被列举进去，好像人大就可以对法院进行干预，的确现在人大对于法院的干预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司法独立的严重问题。所以我们这样法院，四面都透风，真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也能进，谁都可以进来，来影响你的案件怎么判决。可以看到聂树斌这个案件，我在我的评论文章里面我写到说，背后有一些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的所有这些东西。我们最麻烦的是，居然最后让犯错误的人自己纠正错误，我们没有一种超脱的机构，你们知道有一句话是说：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是没有人可以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你怎么可以做自己案件的法官，我的文章里面说这样不仅仅对于那些涉案人不公平，对于处理的人也不公平，你把它置于一种没办法办的程度了，他自己自己说是错的，这怎么样可能。2003年的时候，广东发生了孙志刚事件，当时我提出了一个建议书，这几年我老提一些建议书，路见不平，建议书相助，孙志刚先生，27岁，在广州，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就被广州市收容站收容了，然后过了几天他被打死了，那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以后，南方都市报勇敢的加以报道，最后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当时有2个建议书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是北大法学院的三位博士毕业生的提出的在中国建立违宪审查机制的问题，我们这个国家那么多的行政法规涉嫌违反法律，那么多的法律涉嫌违反宪法，收容遣送办法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还有很多，我们能不能建立一种机制能够常规性的审查这些行政法规是否合乎宪法。我们知道世界上其他法治国家都有这种制度，我们没有这种制度。宪法里面规定你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但实际你要行使这个权利的时候就会发现还有个行政性的规章，让你行使不了这种权利。你要游行示威必须要经过公安部门的审查同意，在西方游行示威公安部门是备案，到哪游行，为什么游行，登记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派警察维持秩序。但我们却是审查。你们看下位法把上位法赋予我们的权利都剥夺殆尽了，我们如何去对待这样的问题。所以三博士提出来说必须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或者由普通法院或者有全国人大，设置一个机构，让我们公民可以常规性质疑这些违反法律的违反宪法的一些规范。这是一个建议书，另外一个建议书是兄弟我和其他五个学者提出来的要求启动宪法71条，71条是什么？71条说，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可以根据情况需要设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孙志刚事件发生在广东，民政部门也好，公安部门也好，都对这个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居然说就让广东省自己来处理，广东省自己组成调查小组，广东省的法院来进行审理。我们有理由质疑说这样的审理会不会是公正的，我们有理由要求一个更加中立的机构来进行这样的调查，可以说各个国家的议会在行使他们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事务的方面，特别委员会是常用的方式，你们记得911事件后，美国的国会马上成立了911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他们传讯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国务卿赖斯，被传讯的人必须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待问题。英国武器专家凯利自杀身亡，很多人都觉得很蹊跷，到底为什么自杀，然后英国议会马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霍顿法官被任命为委员会的主席，叫霍顿委员会，布莱尔也曾经被霍顿委员会传唤，来去说明有关情况，最后霍顿委员会报告发布出来，告诉大家政府在这个事件中间并没有过错，有过错的是BBC，他们的报导造出了不正当的压力。你们知道这个报告后，导致了英国BBC可以说有史以来最大人事震荡，所有高层人事都辞职。问题就解决了，社会危机就化解了。而我们遇到这样的危机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委员会启动，1982年宪法就规定了这样的委员会，但到了孙志刚事件2003年，21年时间中间居然从来没有一次启动这样的委员会，我多么希望孙志刚事件能够引发我们激活这样一个71条，能够出现一个委员会，英国有霍顿委员会，如果任命我贺卫方做委员会主席，我们老贺家就有两个委员会主席了。那该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完全超然中立，所有的听证程序通过电视向全国直播，让大家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人导致这起悲剧的发生，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所有收容遣送制度，我们是否可以在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社会秩序两种价值之间取得一种更加良好的平衡。我们是否还要保留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收容遣送制度。所有这些东西我们提出来了，我们当时想，给全国人大提出一个建议书，提建议书也不容易，写，要论证，然后有人说，给那些老头子们写的文件最好是短一点，字印的大大的，核桃那么大的字，他们可能看得清楚，然后短一点，他们也不耐心看长文章。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报告最好要长一点，要把道理说的很清楚，所以传真一份给他们的传真机，要了解他们的传真号都很困难。我倒日本去发现，他们那有一个手册，国家任何一个部长，总理大臣的个人秘书的电话号码，办公室的电话号码都在上面，都要向人民公布，但是我们这，谁都不知道，还要想办法打听，最后传真一份，还挂号再寄过去，然后还等着他们的消息，里面没消息，过了一个月了，还一点儿消息都没有，我和里面的人打电话，里面我们也有人，说怎么会没消息啊，里面的人说，我们也在里面推啊，你们在外面喊，我再往里面推，我们里应外合，两边合作起来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结果最后事情是解决了，那就是2003年6月18号，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做出决定，废除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社会救助办法，网上一片欢腾，全国数以十万计的人瞬间恢复了自由，各地的收容遣送站纷纷换牌子写成社会救助站。的确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体现了温家宝总理对我们的温暖。但是我们提出重要的事情大家都给忘了，那就是我们有没有一种机制能够长久的行使人大的权力。

　　8. 讲座尾声

　　当一个国家没有这样一种中立的权力能够解决一些社会的危机，这个社会就很可能周期性的卷入到一种不可自拔的困境中。这是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问题，聂树斌案又一次把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希望现在最高法院能够提审聂树斌案件，因为已经有清楚的证据证明聂树斌案可能是一个惊天的冤狱，我们需要对人民负责，对每一个生命负责，我们需要最高法院这个时候能够把聂树斌的母亲提出的申诉作为一起重要的案件直接的加以审查，把王书金先生作为重要的证人来把他从那个诉讼中间提到这边来，如果王书金所做的指正是正确的话，聂树斌的案件就要完全加以平反。我们国家要给予聂家应有的赔偿，王书金先生本人，我甚至觉得他都可以不判死刑得了。我觉得他也尽管杀了好多人，但是这个人现在的表现给人的感觉，他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他还是一个敢于承担的人。我们说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教育，一个人如果可以被教育好的话，那么可以不要把他的生命加以剥夺。当然可能有不少同学关注过我个人这些年来也在推动呼吁一个废除死刑的问题，我觉得死刑这种东西是一种极其野蛮的一种刑罚。也许我们可以把王书金这样的人作为一个非常好的特例，来去倡导大家交待自己的罪行，并且承担的有关责任，我想一个国家的法律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越来越趋向于倡导一种更加具有人道关怀的一种观念，一个政府的存在绝对不是为了它本身的什么利益，或者说为了张扬一种暴力，而是为了更好的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服务，也许这也是我们现在最高领导人所提出来的以人为本在我们国家司法体系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无论如何看到报纸上刊登的聂树斌的母亲听到她儿子可能是被冤杀消息的时候，她扑倒在坟头上那张让人为之心动的照片，她哭诉着呼喊着她的儿子的名字，但是不到21岁就被枪毙了的儿子永远也不可能复活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我们在座的同学可能有不少人将来会走上法律的道路，我们要记住一个职业所承担的一种最重要的使命——是让这个社会不至于发生这样的冤情。一旦发生这样的冤情，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良知，用自己的人性来去推动这样一种纠正冤屈的制度能够激活。毕竟我的正标题里用了明朝一位御史，也是一位著名学者吕坤的话“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当这个社会，在这样一个国家范围内，还有一个母亲为他儿子被冤杀而扑倒在坟头上，哭诉不已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不会得到安宁，谢谢大家！

香港荣归十年

2009-04-30T17:14:00.008+08:00

主讲人：梁文道（香港商业一台总监、牛棚书院院长、凤凰卫视中文台《锵锵三人行》及电台节目《打书钉》主持）

主持人：钱钢
演讲主题：香港荣归十年
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南方都市报
协办：广东人文学会
时间：2007年6月23日上午
地点：广东省档案馆

　　梁文道：谢谢大家。我很少做活动演讲说客套话，但是今天非常高兴，为什么？首先有我非常敬重的钱钢老师来这里做主持，另外跟南方都市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其他报刊的关系都非常好，我一直相信南方都市报跟他的姐妹机构，是中国最有希望、最认真、最理想的这么一批媒体人在工作，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们。
　　今天能够来这里，我真的很高兴，今天来当然是跟大家讲香港回归十年以来的种种情况，我向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从香港来，对香港还算是比较熟悉。

　　香港回归十年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
　　我很有印象的一件事，昨天下午在凤凰卫视录制节目，然后录完节目搭直通车过来。在录节目时有同事聊天，全国媒体也在做这个新闻，凤凰卫视也不例外。有同事说起一点，香港现在有什么好东西呢，有人下了这么总结性的话，他说如果香港不变，这十年来没有变，那就是最大的好处了。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我立刻想起另外一件事，什么事呢？这几天香港有另外一个新闻，我想广州的朋友未必很熟悉。香港有这么一个人，叫罗范椒芬，主管香港教育政策的，这个人前几天发布申明辞职了，有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说她的工作出现了错误，详细的情况我不多说了，简单就是这样，主要就是这位官员，她打电话到一家大专院校，那是一家教育学院，打给副校长，跟他们说你们学校有两个学者做研究，要把这个研究的结果跟自己的感想发表在报纸上，他们将讲什么呢？他们要批评政府这六年来的教育改革，这六年来香港教育政策的改革，基本上是这位官员在推动，她很不满，你们大学的学者怎么能够任意的批评教育政策呢？她就说把他们炒掉。
　　这件事后来被捅出来，香港就要处理这件事，大家很重视这件事，首先我认为香港不变的东西，就是处理方式没有改变，首先就是政府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是香港政府向来的工作方法，凡是遇到政府官员出现严重的问题，政府部门出现了错误，出现了很重大的社会争论，要查清真相，政府是尽量要避免自己去调查的。为什么呢？自己调查的话，会给人一个官官相护的感觉。该怎么调查呢？两个渠道，第一，由香港立法会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除此之外，政府本身也会找人调查，会找一个法官，通常至少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因为法官在香港的地位非常崇高、非常独特，香港讲司法独立，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法官当主席，然后请两三个社会上名望非常高的人，不论是品德或者是功绩，都让人非常佩服的，有可能是一些退休官员，请他们出来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像是一个小法庭一样，现任的被认为可能出问题的官员，比如说管教育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就要来应询，这些被告的官员要聘请律师，或者是政府出钱帮他们找律师。
　　比如说这位副校长说，就是这个官了，打电话给我，让我炒我学校的学者，不行。这些原告人也要找律师代表，大家来谈半天，谈了一个半月，结果结论出来了，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刚才我说的管教育的第二把手，他没有证据说明他真的曾经叫这个副校长去炒掉那两个批评政府的学者，可是即便如此，他是真的有打过电话给那位副校长，对他的学校两个学者做研究，发表文章批评政府感到不满。即便如此，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如此写，这也是不能接受的事情。最后这位官员觉得很冤，觉得自己没有干过，但是最后还得辞职。这是香港第一个没有变的地方，处理这种事有独立调查委员会，一般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出来的报告即便被批评的官员不满也没有办法，要接受只能辞职。
　　另外一件事，香港回归十年，对于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标准，仍然是严格到一个地步，是一个政府官员打电话到一个大学，跟这个大学里讲说你们怎么有这种学者，写这种文章批评政府，这个委员会的意见是这个都不能做，因为官员是不能够打电话到学校去批评他们的学者为什么要批评政府，这么做就等于是干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了，所以这个官员要辞职。
　　当然这件事在香港有一点轰动，但是很高兴一件事，我们对学术自由的把持是非常高标准的，以整个中国的情况来看是这样，这件事让我非常的高兴。这应了昨天我在凤凰卫视同事所说的，香港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十年以来这个东西都没有变。但是我却有一个看法，我昨天没有机会跟我的同事详细讲的，你能说香港十年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吗？这让我想起讲香港的问题，一直说它是一国两制，然后是五十年不变，什么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呢？这个概念非常特别了。

　　香港的解殖在殖民地史上是一个罕见的例外
　　我们知道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这个伟大的创意，针对的是香港回归的独特情况，而香港回归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今天想在这里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世界殖民地史上香港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去殖民地之后的结局都是独立，加勒比海还有几个很奇怪的岛，英国很希望他们独立，但是他们偏偏不独立，他们那里已经很自治了，民选总督，每次英国说你们赶快独立吧，不不不，我们不独立，为什么呢？不独立的话，所有内政就自己搞，但是很麻烦的外交、国防都要靠英国，每回外交上出事、国防上出事，就是英国海军在那儿巡逻，所以英国烦透了。
　　但是香港是一个例外，是在殖民地史上的例外，从来人类历史上我们几乎没有见过这么一个殖民地，去殖不是独立，而是回归母国。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都是没有试过的，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解殖的问题，世界殖民地史上可供参考的解殖经验在香港很难发挥。这就好玩了，其他地方的解殖经验非常丰富，比如说解殖之后很多地方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一独立之后所有的路名先改掉，要不然有的地方可能保留一些地方，但是总觉得要做很大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变化，但是香港都没有经过这些。
　　香港这个地方，经过去殖，但是这个去殖是完全不同的去殖，别的地方殖民地去殖民地化，要经过几十年漫长的斗争、挣扎、批评、自省，甚至是流血革命，甚至独立之后还要继续的惨烈流血，而香港的去殖是很快乐的在一夜之间完成，那天晚上香港维多利亚有无数的烟花和鞭炮，群众都是喊着欢呼声。那天香港也流过血，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兰桂坊有很多外国人来看，很典型的酒客，在那里喝醉酒打架，我想这是香港回归史上最惨烈的第一次流血，流的还是外国人的血，显得有一点闹剧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在整个回归历程，从中英开始谈判，一直到今天回归十年，去殖两个字从来不是话题，在香港的媒体上没有人谈这个问题，大家都是谈回归，为什么？其实回归就是去殖的独特形式，但是为什么大家不谈去殖呢？没有人说这个呢？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今天把握香港问题，或者是看香港必须要注意的最主要的切入点。为什么在香港我们不谈去殖呢？如果不谈去殖的话，回归是什么东西呢？
　　首先我们这么理解，如果回归指的就是彻底回归中国的话，那它就不应该是一国两制，应该是一国一制，为什么要一国两制呢？回归吊诡的地方就在于，今天大家都觉得回归了，但是很多的批评，认为香港和大陆还是有很多的隔阂，我常常跟人解释说回归仅是香港人对内地认知的隔阂，我们看新闻，内地的领导人说香港人往往会说“香港同胞”，为什么不说“上海同胞”，“同胞”是来形容自己人的，但是这个字眼正好暗示其实你还不完全是自己人。
　　一国两制是一种很特别的设计，这个设计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在于它让香港的主权回归，但是不是整个体制的回归？97年回归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主权回归，请注意这一点。于是这个去殖就变成了主权回归，主权回归意味着你的制度不变，那表示什么呢？容我大胆的说一句，就等于香港它原有的殖民地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逻辑、社会价值、文化习惯保持下来了。所以它是一个去殖了的殖民地社会，我这么说似乎政治非常不正确，但是请听我解释。全世界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在去殖几乎都是独立，像非洲，独立完之后我们还可以说它是殖民地社会，为什么？因为它的体制没有改变，它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有一些地方仍然是庄园经济，那是一种殖民经济，这个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它的去殖尚未完成。殖民地从来不只是一种主权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强调这个殖民地这个地方、这个社会本身，为了应因这种从属关系，本身有一个独特的结构，殖民地是很独特的社会结构，有相应的文化心理，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这是殖民地。

　　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49年立刻收回香港？
　　香港的回归，我们讲的就只有主权的回归，而没有碰下面这些东西。假如今天香港的体制，这回到今天说的香港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这句话很荒谬。香港仍然保持殖民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那就是好处，那不等于大家要承认殖民地是很不错的东西吗？我是不是因此反过来就主张今天我们马上推倒一国两制，让香港一国一制算了，不要等四五十年，直接有一个香港市的市委书记，是不是要这么搞呢？当然也不是。为什么当年不能这么搞呢？我们知道一国两制的出现，是为了处理香港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实际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当年的环境挺需要香港这么一个在他体制外的独特结构，对中国来说是很有好处的，这等于一个很严重的历史问题，这个历史问题我觉得大家平时很少探讨，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49年立刻收回香港？当年的解放军已经开到深圳，在罗湖那边遥望香港，中央台拍了一个《香港百年内幕》纪录片，解放军的将领在那边遥望香港，为什么不过去呢？当年英国人很紧张的。当时政府已经宣布所有过去不平等条约不承认了，绝对在法理上、军事上都完全有能力收回香港，为什么不收呢？理由很简单，传说是周总理的八字真言，“长期利用、好好打算”。香港当年对中国被国际封锁的国家来说，创造外汇，或者在海外的各种技术、各种人员的流通渠道都要经过香港，香港很重要。
　　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矛盾，首先我们要承认保护领土的主权完整是很重要的，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必须承认，中国在当时的考虑下暂时妥协了这个领土完整的要求，这么一个，对我来说可能是最高无上的要求，这个地方继续让它是一个殖民地社会。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很重要的，香港市民跟国际社会的信心问题，这指的是什么呢？当时大家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相比较起来，是比较没有信心的，特别是香港人，因此要告诉香港人你们不要怕，你们放心，你们仍然像过去那么生活，这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邓小平甚至还说过，如果五十年不够的话，一百年都可以，你们可以不变，保持那个样子，这是让香港人安心，香港人觉得不错，主权回归没有事，我们原来还跟过去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香港那么惧怕中国的这套体制？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香港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讲难听一点是难民社会，从来香港这个地方，在清末的时候就是一些逃离大陆的人去的地方，一直这么下去，49年去过一批，三反五反去了一批，文革的时候去了一批，大家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子女在什么样的家庭回忆下长大。我记得以前在香港出现回归问题时，很多人跟我说，糟了糟了，97年怎么办？之后再闹文革怎么办？我说不会再闹了，他们说难说啊。还有说97来了，李嘉诚怎么办，肯定都分了。
　　因此为了安稳信心，所以说一国两制，然后五十年不变。但是很吊诡的地方是什么呢？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用我的讲法，封存了主权之外的殖民地之外的所有条件、所有结构保存了，而且保存五十年不变。去殖之后五十年，这个社会原来的殖民地特色是没有改变的，这就是香港一个很独特、很独特的地方。今天要理解我们看到的很多香港社会、政治、经济的问题，都必须要从这一点来把握。一帮香港人，我开玩笑说很奴才的，让我们继续活在殖民地下吧，好好，你们放心，五十年不变。
　　我再问一个问题，很多人说香港人还有没有殖民地认同、殖民地心态，香港人难道从来不说去殖吗？难道从来没有反过殖民地吗？错，当然是错的，这绝对是有的。这牵涉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认同问题，这个一会儿再说，我先说比较硬的东西。比如说政治，我说什么叫保持殖民地特色呢？香港的政治体制，它的政府结构的分配、行政主导，这种概念，都是原来殖民地特色的。而香港过去，大家常常说香港的公务员效率很高，行政效率很高，而且也很廉洁，而且政治中立。我以前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有一场辩论，我批评说你们都是谎话，都是假的，香港从来没有公务员政治中立过，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民选政府国家，像是英国，快要大选了，保守党可能要上台，这个国家可能大换班，连邮差都要换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在所有的公务人员里划一条线，邮差、警察、消防员，甚至一个政府部门里某些政策执行官员，这些人不能碰，谁上台他们都留着，维持政府稳定，这些人因此需要政治中立，我不管哪一个党在我头上，哪一个党上台我就听谁的，我就帮他打工，甚至我昨天还在执行的政策被今天的政党推翻了，今天的政党说这个事别干了，好的，这就是政治中立。这帮人不是政治中立，而是行政中立，重大的政策都是上面的民选官员负责的。
　　香港怎么可能公务员中立呢？香港过去除了港督之外都是公务员，你相信香港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港督搞出来的吗？那这个港督不是三头六臂不用睡了吗？香港其实大部分的政策决定都是公务员决定的，既然是这样，怎么可能政治中立呢？香港向来是假装政治中立，有什么好处呢？举一个例子，我右手边都是资本家，很有钱，左手边都是民工或者是无工。这帮民工就跑到政府来说要求立法保障工人权益，设立最低工资，资本家就说不行，设立最低工资就打击营商成本，我们就垮了。这种政治在任何国家都是政治争论，涉及到政治价值的选取。那我在香港是公务员，我没有意见、没有立场我政治中立，我怎么裁决呢？我按既定程序来处理。我先搞咨询，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意见收回来，然后你看这个意见好像支持商界的意见比较多，也有一些地方你们听的也合理，可是我查过了，根据我们政府过去的一些档案、资料、法律文件，这个很难落实啊，可行性不高啊，订立最低工资有法律上的条文要修改，很麻烦，所以抱歉，这一回你们要求最低工资干不了。我现在依据程序理性的原则，告诉各位，你们这个要求是可以的。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他是公务员，他在假装他是中立的，所以他是很超然的，他谁都不帮的，他处理所有的问题都是用一条官僚语言来处理，按照既定程序，原有法律条文是怎么做的。所以他用这样的方法，过去的港英政府很巧妙的凌驾于各种社会阶级矛盾之上，这些矛盾是你们自己社会在矛盾，而这个社会从来不愿意很集体的挑战殖民当局，因为殖民政府有一个很优秀的管制手法，叫“精英合作同盟”，我在这个社会上找一批各行各业的精英出来，这一批人延聘到政府行政委员会或者立法委员会等，按照功能区分。比如说这里是商界，那边是劳工界，前两行是法律界，然后还有教育界等，政府很仁慈，听各阶层的意见。这么一来，大家都不骂殖民政府，而是彼此吵架，比如说法律界就骂教育界的，教育界算老几，为什么他们两个代表，我们就一个，我们也要多一个代表。社会彼此吵架，然后内部也吵架，比如说法律界，我也是有名有姓的，凭什么这个小子代表法律界，不是我呢？就变成各界之间彼此勾心斗角、界内部勾心斗角，政府很超然。底吓老百姓一看这些精英都跟政府合作在一块，政府通过这样来打消反抗的意图，那么这个社会就管理起来了。比如说像是过去选港督，当然是不能选的，是派过来的。港督一过来选人也是依据这样的原则，而这帮精英绝大多数都是商界，商界的声音很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呢？大家都知道，香港号称是自由经济，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自由派的经济学家常常称赞香港，比如说有人说香港是他心中资本主义的典范，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收的税非常低，也不太管事，经济政策是民间弄。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呢？这不是过去港督或者英国人很有理念，资本主义我们也搞了几百年了，得迈向下一个阶段，把香港当做试验田，在那儿实验人类新理想吧。不是这样的，当年在香港，如果要发展工业该怎么办？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香港是不搞高科技工业、重工业的，因为凡是搞工业，不止四小龙，到今天的中国，凡是搞工业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国家投入相当高的资本，如果香港当年要搞工业，香港政府就需要有高投入。而投入的钱是哪儿来的呢？就需要收税，税就需要高，这时候就有人反对了，谁在反对呢？当然不是搞工业的人，因为搞工业的人都希望政府支持多一些，搞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当时反对的是商人，地产商和搞金融的人，我是不需要什么政府投入的，我跟工业的情况不一样。香港从来是轻地产金融，压抑工业，才形成了政府，我收税收少一点，所以我的财政能力没有那么强，不能够搞工业。
　　在香港恰恰，其实不是恰恰，这就是殖民地。六七十年代搞工业的人全是华人，李嘉诚最初就是搞工业的，以前谁在搞地产、金融呢？都是英国人。香港今天经济的特色是一种殖民经济的遗留，这个东西它留下来了，到了今天还在轻商，香港在四小龙中是最后推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的地方，当年有港督曾经有想过其他三小龙都在搞九年义务教育，不然人力素质上不去，又是商界反对，政府搞义务教育政府财政要增加，当年商界的想法什么都可以市场搞定。
　　这整套原则，到今天香港还是没有改变。说一点难听的话，我们知道今天香港已经很好，港人治港，终于不再从伦敦派港督，而是选特首，由八百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这些八百人是哪些人呢？延续了过去的特色，精英管制同盟的概念。全世界都有贫富差距的问题，香港也有，大陆同样也有。贫富差距在香港同时反映在制度设计上的分别，最有钱有地位的八百人同时也是最有政治权力的人。我们想象一下，在中国最有钱的八百人选下一任谁当国家主席，我用这样的不伦不类的比喻，但是意思就是这样。

　　香港需要人心回归——有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
　　这就是我描述的香港基本情况，其实是没有改变的。这个不变之后，问题就来了。如果香港不是保持殖民地体制，而彻底的回归中国，包括各种制度形式都回归中国，可以不可以呢？我刚才说了好像很难。但是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彻底地去殖？香港这几年一直在闹民主普选，如果搞这个又怎么样呢？搞这个也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很早的时候中英谈判，中方有一个说法，当年英国人想尽快的实施香港市民的普选，他们的特首和立法会，中方的意见认为这个不是还政于中，这叫还政于民，这是不一样的概念，没错你这样做政权是还给老百姓、人民了，这不行，这不是叫还政于中。这个话是香港问题资料集中有的，大陆可以购买到，当年有很多中方谈判组的人有这么一句话。还政于中，这是给中央政府，这是真正的回归，老百姓选市长暂时还不行，前提是人心要回归。
　　这牵涉到下一个问题，假如香港由于种种原因，制度上不能彻底地回归，跟内地完全一模一样，又不能进行普选，那么回归还能有什么内容呢？香港只有主权回归，主权回归之后，最近香港很流行的一句话，“人心回归”。由于实质制度上的东西动不了，我们动心理上的东西。那什么是人心回归呢？简单来讲就是有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说到认同感的问题，我想提出一点，有一本在市面上还可以买到的关于香港史的书，是一位内地学者写的，他写的一段话，是很多关于香港的描述和香港过去历史的说法，那段说法在我看来很可惜是大谬特谬的，因此很抱歉的跟大家说，如果大家常常看这些书就被误导了。他这么说，英国人管制香港的时候，很刻意的要培养香港人对英国的认同感，要香港人认为自己是香港王室的子民，让香港人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诸如此类等等。为什么我说这种想法、说法是完全荒谬的呢，我觉得这些作者、学者恐怕基本的研究都没有做。在座各位如果97年到过香港，随便找一本中学课本，或者随便走进一家中学，全香港没有一家中学在教英国历史，相反全香港绝大多数的中学都有专门的课在讲中国史。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在香港推行过所谓的对英国认同的运动，为什么？对殖民地国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英室的殖民跟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很不一样，别的殖民地国搞贸易是为了夺取殖民地，英国人夺取殖民地是为了搞贸易。英国人搞殖民，当年英国几个选择，可以要中山群岛，但是要了香港，签条约的查理回到英国还在国会被人骂，你这人怎么搞的，中山群岛这么大的地方，向来发展也不错，那种地方不要，要破烂的香港岛，当时香港给人的感觉很破烂、很边缘。最初清朝政府认为香港是香港岛上的一条村，后来英国人把整个岛拿下，怎么搞的，你们英国人把整个岛拿下了。为什么拿香港？其实英军早有计算，他发现香港海盗多，因为香港是良港，袭击来往船只、打劫来往商人，然后躲到这里清兵又找不到，又是很好的避风港，又有很好的补给。当时英国人的想法是以这里作为一个军事据点，然后钳制珠江口，所以我常常说这里是海盗窝变成的国际大都市。
　　英国人也不想碰你的民族认同问题，香港人向来都是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李小龙的电影里都是这么说的“我的中国人”、“你们鬼佬”等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跟新加坡、马来西亚不一样，他们都说自己是华人，而我们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英国人也很明白这一点，如果硬要七百万人认同英国，一定会造反，统治的难度非常大，所以英国人从来不碰这一点，香港是两岸三地最后一个废除娶妾的地方，反而是华人知识分子、华人中产阶级不满，觉得太落后，我们今天怎么还娶妾，所以最后才废除了。
　　比如说最近端午节，有龙舟水，广州人也有这样的概念，香港也保存得很好，端午那天年轻人都要游龙舟水，起码游泳池要去一下，这是吉祥。香港特别多这些东西，香港人认同中国不应该有疑问，他们从来不认同英国，随便抓一个香港市民问英国的问题，英国大宪章哪一年定的，他会问你什么是英国大宪章，再问现在英国是什么王室，他说不就是伊丽莎白吗。特别是到后期，他不让你感受到殖民主的存在，他让你觉得就是活在公务员的机器下，你们就是很自由、很自在，生活的多好，没有国家的约束，像天堂，是这样的一种管制手法。
　　我们的认同，是认同我们自己是中国人，但是香港的认同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很实质的国家认同，他有很深厚的文化认同、血缘认同。问题就来了，今天说人心回归，又面临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想在香港推行人心回归，就不应该是民族、历史、文化方面，因为这些方面没有问题，应该是政治的。可是问题是中央政府跟特区政府在香港又很难搞实质的政治认同，因为一搞这个香港又很怕，香港人政治上的感情是那样的，所以又很害怕，所以天天说你们要爱中国，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香港人又很怪异，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炎黄子孙，怎么还天天说，就像我姓梁，我爸爸天天跟我说别忘了你姓梁啊，这种宣传在香港就变得很怪异。
　　另外一个方面，这个实质认同的产生更困难的地方在哪里？我曾经记得有一个内地官员在香港跟我聊天，他觉得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很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他翻香港的报纸，比如说开两会，全国媒体两会消息一定放头版，香港的报纸开着两会，你这什么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居然在讲着那一个富商的情妇从楼上跳楼自杀的，这不象话，不关心全国人民关心的话题。我跟他解释这个道理很简单，坦白说两会跟香港无关，就是我们都知道是头等大事，我们要关心，但是这个关心是抽象的关心，它不是实质的关心。为什么无关呢？比如说取消农业税，就算改变纳税人报税的方法，哦，是吗，你们改变了。所有国家重大决策都来不了香港的，香港人就像跟广州人，我们真的是同门同种，大家都是讲广东话，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休戚与共的政策上的现实感，原因就在于两制嘛，你们有什么样的政策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你们有什么变化跟我们也没有关系啊，有关系的很实际，比如说QDII、CEPA等等。
　　这就回到一个问题，既然是一国两制，你就不可能让香港人产生真正很现实的一个国民认同感。但是由于香港人没有很现实的国民认同感，所以某些政府部门又觉得香港人没有人心回归了。香港人由于没有人心回归了，所以香港人都是一帮很可疑的人，比如说我，我就觉得自己是有原罪的人。我常常在南方都市报写文章，很多意见，指手划脚，我曾经试过一回在南都写评论，结果有网友就到凤凰论坛骂我，就说我这个人在殖民地长大，满脑子英国人的坏种，老在侮辱中国人。我说了什么呢？我好像是说故宫星巴克的问题，我说这是故宫形象和旅游形象的问题，就看你整体的定位。我说这一番话，就给人骂是汉奸了。我发现很多话，就像是钱老师讲，或者是很多同行，住在大陆的同行，或者你是大陆出来的同行，他们说大家说他忧国忧民，我说了，就是汉奸。为什么呢？同一番话，我说就是汉奸，就是因为我有原罪，我的原罪是什么呢？我是殖民地长大的，这是香港人的原罪。人心没有回归，你就很可疑嘛，很可疑你就有原罪，有原罪怎么办，你就不能搞普选嘛。想独啊，这些人都不爱国的，都没有现实认同，这一点点联系起来，是多大的矛盾。既然你是一国两制，制度上是分开的，它现实的那种认同感就自然很弱。既然现实的认同感很弱，它就还不算是彻底的中国人，还叫是香港同胞，还不是香港市民，所以不是百分之百的可以信得过，你们讲什么普选，都是有危险的，都要先缓一缓，一直卡在这里。
　　这几年香港的政治问题，或者是爱国问题，等等问题，我觉得就像是一对情侣，问对方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你怎么证明给我看，那我怎么证明你，你不证明我就不信。就像是天天香港和大陆，香港不知道怎么证明自己多爱你。由于人心回归坦白说很抽象，不是很实，在香港出现很怪异的现象，比如说找政治人物，香港特区现在很快就要公布特区的政府班子了，很强调一点，这个班子都必须要爱国爱港。各位，我们何时见过，比如说某地市委书记要换了，很强调新的市委书记很爱国，爱国在内地不需要讲的，没有人说他为什么能当市委书记呢，因为他爱国。但是在香港不一样，爱国怎么去证明呢，于是香港就出现有一种怪异的现象，一些商人、一些政治人物，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表现爱国。什么样的特别方法呢？比如说曾荫权，董建华下台之后就传出曾荫权要接任特首，消息刚刚传出来，香港记者拍到这么一组画面，很可笑，曾荫权上班的路上一边手插着口袋吹着口哨，媒体可能会想这是不是一朝得志呢，问特首为什么这么轻松，问吹什么口哨，说是吹国歌。还有有些商人，过去的港英合作精英，现在到了97年之后，突然出来跟大家说当年抗日的时候，我家偷偷捐钱给东江纵队等等。香港有一个名词叫“忽然爱国派”。
　　由于我们很难再证明什么是爱国了，所以只好想办法各出奇谋显露我有多爱国。香港式的爱国，坦白说从各位的眼中来看可能有一点肉麻，吹口哨吹国歌，这种很离奇的现象在香港都会出现。这是香港的一个问题，去殖是没有完成的去殖，但是没有这个完成的去殖怎么办？很多人卡在这里。当然在经济各方面其他条件上都会出现问题，我们只能说主权回归，讲完主权回归就讲人心回归，但是这种人心回归，很难弄，不知道什么是人心回归，于是出现很多奇怪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总是在一个循环中。怎么走出去，我觉得要开展真正的去殖运动，我觉得香港的民主运动要定位于去殖运动的角度，民主我们必须同意，香港有些人真的是有民主拒共，为什么要搞民主呢？就是害怕共产党的直接管理。香港本土的共产党，简称为“土共”，香港都是这么叫的，我一直觉得香港社会很对不起这一批人，比如说香港很著名的六七暴动，历史是被片面解释的，当年港英政府那么多不合理的事情，香港现在拥有言论自由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香港人争取回来的。我记得刚刚开始在香港做戏剧、小剧场、剧评的时候，香港搞话剧的剧本要审的，香港一二十人在街上聚集警察就可以说你犯法了，而现在五十万人可以上街，到现在可以随便的讽刺政府官员，这一切都是争取回来的，这都是反殖的特征。
　　过去香港的左派、土共为此付出很多的代价，如果没有他们，今天香港的工人生活比今天惨多了，当年为什么说是暴动，说是相应文革思潮，当时劳工条件非常惨，那是抗殖、反殖的斗争。今天说民主运动，我总觉得香港所有的民主派和左派，其实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脉络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去殖运动的先后关键时刻。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实际的困难，包括怎样处理两制的问题。我一向有一个感觉，我在香港一向鼓吹民论，我觉得香港在五十年内大概都不会出现普选特首，虽然我也在争取，但是我很悲观，因为这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关键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香港问题有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地方，香港基本法规定，这是基本法规定的，香港的特首和立法会是普选产生的，直选产生的，基本法这么规定的，基本法写明的，“最终”。但是一国两制又是什么呢？一国两制不是无限期的，一国两制是有时限的，这个时限就是五十年。当然邓小平说一百年都可以，那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再研究。问题在哪里呢？一国两制如果我们假设维持五十年，那么之后是不是要彻底回归、与内地的体制看齐，但是基本法又写明最终是双普选的。最终香港和内地的体制如果要统一，但是又如果达到立法会跟特首普选呢？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出来？为什么八十年代邓小平有这样有趣而且很了不起的创举呢？这里面有很多思考的空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最后提这么一种，我总是很大胆的想象，难道五十年后，97年时的想法，从现在算起，四十年后，香港终于不再一国两制，终于彻底回归，彻底去殖了，跟中国完全融合为一体，是不是表示那一天中国省市长也是普选产生呢？人大代表是普选产生的？五十年的期限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梁文道先生精彩的演讲。
　　现场提问1：梁先生您好。现在香港电影也算是江河日下，在没有回归之前有几部电影，我自己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是跟回归题材比较有关系，就像是周星弛《赌圣》、李连杰《中南海保镖》等的，回归之后是不是缺乏了比较有冲突性的题材，在电影上没有发展的空间？
　　梁文道：我觉得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牵涉到大陆和香港两地之间的冲突或者是矛盾也好，从来不是香港电影唯一的活力来源，比如说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相反内地色彩的电影多了。我想这跟香港电影的衰落没有关系，香港电影的衰落不是题材的问题，而是工业、体制的问题，跟拍什么题材我觉得关系不大。
　　现场提问1：前一段时间，王朔先生说谁靠谱谁不靠谱，他评论你是政治正确新左派，你怎么认为？
　　梁文道：你觉得我刚才说的话政治正确不正确呢？王朔每次看到我都说你太正确了、永远正确，我说你别这么说，我不是毛主席。王朔的想法，他所谓的正确，我觉得他只是一个觉得他很认同，或者很赞同我关于政治的言论而已，政治正确没有我们平常说的意思。
　　新左派，可能是这样，他可能觉得我常常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等等。我对这个想法是有保留的，在中国新左派或者自由派也好，这两个名号已经很模糊了，都偏离了某种原来的意义，而且像今天我们回顾过去，前几年新左派和自由派之争，大家会发现这种争很大程度是意气之争。我觉得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我真心这么觉得。我在南都写东西，就有人说我是自由派，我写国际评论又说你怎么样，其实这种区分可能很大程度是虚假的，我觉得中国知识界、知识分子，需要的不是这两个派别，广义的知识界、知识分子，要有群体的自我意识。第一是自我意识，知道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角色和位置。第二，这个意识还是群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群人，我们这个群体感，我们我们可能立场不一样，我对同一个问题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关心共同的问题，有共同的激情，对我们未来命运的关切，我们都在发挥知识分子该有的作用，可能意见不一样这没有关系。有时候派别之争到了一定程度，是牺牲这个群体，有些步骤邀请某些国家机器进入，其实是打破我们群体的认同，伤害这个东西。
　　我不是说小圈子的问题，我有一些朋友不是常常见面，我在香港跟钱钢老师并不常见面，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广州有谁在做什么事情，我每次想到这个就会觉得很欣慰、很高兴，有很多我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人，我知道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做的具体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同一条道路上，我们要有群体的自我觉醒。这比什么新左派重要的太多太多。
　　现场提问2：梁先生您好。我是从内地过来的。我是内地一个军工企业的下岗职工。岭南大讲坛我在这里也听了好几堂课，我非常欣赏岭南大讲坛的取向。像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我们都是非常欣赏的。刚才你的演讲非常精彩，但是里面有一些问题，我想是值得探讨的。比如说你谈到香港民主派应该从反殖化延续下来，这个观点很新颖，还有五十年，这也是很独特的观点。但是有一点，可能有人听了会不满意，你这种演讲，这种大胆的言论，可以说在你的凤凰台是不能播出的，是会被屏蔽掉的，杨锦麟先生的有报天天读天天都有屏蔽，加上广告、加上屏蔽，每天不到十分钟，可能屏蔽的人都坐在这里，你以为你是谁吗，你以为你的政治觉悟比我们都高吗，是不是太敏感了，左派不能听，右派也不能听。另外，梁老师有一个“开卷八分钟”的节目，里面有很多书，但是从来是买不到的，在大陆是买不到的。希望你把它统计一下。
　　梁文道：大家不用讳言，中国传媒或者言论自由有很多有待于改进的地方，但是我个人是这么看，我会从一个很实际的角度来看，就不要谈政治，就谈经济。
　　举一个例子，我过去曾经做过一个关于网络的节目，我去北大也参加一个活动，看学生宿舍等等，我发现他们上网有很多困难和障碍，比如说上国际网站，可能机器会慢，也有很多网站，大家知道是上不去的，其中有两个网站很重要，值得拿出来的。这个东西我不从政治谈，我们从经济谈，我们知道今天国家的基本国策是要走高增值企业，创意经济、知识经济。创意经济、知识经济的根本在哪里呢？就是你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存，足够的资讯流通。如果今天我们全国最重点的大学北大、清华，大学的同学、研究生连一个美国小学生都可以用得上的网络资料，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的东西，是国外小学生做功课必备的工具书，我们大学生都用不到。
　　比如我们在电视新闻上，谁被恶搞了，这种视频网站，我们只是听说和耳闻，我很担心我们怎么去跟他们拼？不要说美国，就说印度，我怎么跟它拼创意经济、知识经济。我不说政治，我就只是说经济，今天我是做创意研发、游戏软件、拍电影的，我没有足够的资讯来源，而且是跟国际同步的，如果全世界都跟中国一样，那就没事了，那就好了，结果不是，结果印度都在用这些东西，我怎么在将来跟他们竞争？我们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机会就比他们少，我担心这个。
现场提问。
　　现场提问3：梁先生，您好。我关注您的主题是“香港荣归十年”，而不是“香港回归十年”。作为大多数港人来说，他们觉得最光荣、最荣耀的是什么？那么钱钢老师，大陆同胞我们觉得香港回归的十年，最荣耀、最光荣的是什么？
　　梁文道：前两个月出了一条好玩的新闻，香港人是有两本护照的，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另外一本是BFO，就是英国海外属土公民护照，一本有中国国旗，一本有英国国旗。
　　中国特区护照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而是特区护照，BFO不是英国护照，而是英国海外属地公民护照。97年之前，香港人一窝蜂申请英国那本，对中国护照没有什么信心，都喜欢那本。但是今年出来的新闻，现在在申请BFO的人数已经是跌到几百人，而且是外国人，香港人是不申请了。这个护照是十年期，BFO，97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现在香港人都拿特区护照了。这是为什么呢？很多香港人都说当然是拿中国护照好，中国护照有几个好处。第一，中国大使馆这几年海外工作做的非常好，有一年香港旅行团在埃及出车祸，有很多人拿BFO护照的，打电话给英国大使馆，英国大使馆不管他，打给中国大使馆，明明是BFO护照，但是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务。在南亚海啸的时候，中国驻外人员是那么多国，反应在当地是最快的，救援本国外侨效率是最高的，所以香港人觉得当中国人真好。而且今天搭飞机去欧洲、美国，在飞机上遇到恐怖分子劫机了，如果拿英国护照那多危险啊，中国国旗不一样，我们是朋友。
　　主持人：刚才梁先生说的对中国的看法，这十年没有变，我们过去说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应该说97年回到祖国的香港，是一个法制相对比较完备、经济比较繁荣，而且社会秩序良好，有诸多先进性的香港。刚才梁先生有一点我很认同他所说的，我用我在香港四年的经历可以证明，不管你的政治立场如何，他们对于国家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极感兴趣，比如苹果日报可能立场怎么怎么，但是我注意到像杨利伟上天、奥运得金牌、大熊猫乐乐迎迎等等，都是苹果日报最大的头版。香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国家的荣誉他引以为荣，这很重要。
　　现场提问4：梁先生您好，我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去年梁先生在“网罗天下”说到非常忙，有一度很郁闷，请问平时怎么解除郁闷，怎么让自己获得积极的心态？
　　梁文道：我会周期性的，像女人一样会郁闷，工作太忙、压力太大。真的也没有什么解决方法，我有时候会做一点冥想，我忙到一个地步，用工作来解除工作带来的压力。我曾经有一天，两年前，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天，我在写稿，我在杂志上写陶渊明，我在写中国人崇拜隐士是怎么一回事，写了大概六千多字，写到下午终于写完了。从早上写到黄昏五六点，累到不行，怎么休息呢？就再写一篇稿，为香港明报写香港的政治问题，六千多字。写完了，累垮了，休息一下吧，怎么休息，换换心情，帮南都写一部电影吧，写完了，哎呀不行了，今天写了三篇了，一万多字了，活不下去了，太累了，休息一下，把苹果的书画也写完去算了。我通常是这样，转换一个工作来调节另外一个工作带来的压力和郁闷，往往结果就是越搞越郁闷，结果就有周期性的郁闷爆发。可能你看到的，就是我的周期出现了。
　　现场提问5：梁先生您好，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香港回归之后有几个事件比较特别，我联系在一起。你刚才提到教育学院的问题，有关学术自由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在2000年左右香港大学钟庭耀的调查。还有九铁“兵变”，找一个外国人当CEO。还有一直做的香港最具公信力的传媒，还是每年SCP排在首位，是一份英文报纸。为什么回归之后，香港出现特别的事情，或者是突发的事情，中国人不能解决，非得找一个外国人？
　　第二，大陆人对香港的理解和认识问题，像今天你有机会站在这里给我们演讲，比如说香港另外一个经常发表言论的，也是商业一台姓陶的那位先生就没有机会在这里给我们演讲。我们如果听他们的演讲，可能得到的那些结论和获得的资讯又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也给南方都市报写评论的，文隽，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我们总是接触到香港当中一部分人的言论。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对香港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梁文道：第二个问题，我先回答，对，你没有办法全面认识香港，很多来不了，或者怎么样。这个问题也让我们很困扰，因为我们曾经都有一种很自大的想法，在香港人，香港以前曾经是一个对近代中国来说，不光香港，香港和广东很重要，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我们能不能重新发挥这样的作用，不止是香港，还有整个广东。但是还是有难度，我们比别的地方大胆、言论自由，但是你在香港很自由上不来，广州可能好一些，很多言论可以通过网站出去。但是这个东西要大家慢慢的努力，我仍然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应该掌握南方中国进步传统。
　　你刚才说到香港是不是遇到什么事还是要找外国人，我是完全不统一的，恰恰相反，香港有很多外国人搞的公务机构都搞垮了、搞糟了，给人骂的很厉害。香港人没有你这种想法，香港人从来不会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还要找外国人，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找中国人，没有这么一回事。香港很简单，有能者居之，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有能力去做你就去做，至少主流社会，大家可以看到言论都是这样。我现在这是国际上现在很正常的，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你很多的私人企业，乃至于公务机构都是跨国级的聘用人才。东京、伦敦、纽约都有这样的情况，东京算是比较封闭，但是这几年也在改变，但是伦敦、纽约有很多重要的公务机构，都是聘请外国国籍的人。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或者自命国际大都会的城市或者国家，都不应该有这样的偏见。
　　我们常常说陈冯富珍能够当世卫组织总干事很光荣，但是如果有一天，金发白肤的人，比如说当中国银行的行长，我是瞎说啊，这也是中国的光荣，这表明我们中国已经开放自信到了一个相当程度了，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现象，对不对？
　　主持人：我使用一个特权，问梁文道先生一个问题。
　　我们在香港的时间比较短，不太容易从宏观的角度对香港做把握，看到的多半是细节。我也看到过这样的话，“上帝常常把真理放在细节里”，为什么想到这一点呢，我最近也写一篇关于香港的文章，“香港微观”，其中引述了梁文道先生两年前在香港大学的一篇演讲，关于香港的一个游行。我想我来引述，不如梁先生自己来演讲。
　　梁文道：0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温度非常高，平均温度达到了36度，游行单位居然还叫大家穿黑衣服，疯了大家都，而且好玩的是，出发的地方在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装不上那么多人，可是每个人都想从那个地方出发，如果中途加入，可能算不到我的人头。那一天很多人挤着要进入维多利亚公园，所以那天就有这么一帮人，几千人挤在铜锣湾一条街上连续几小时，热、晒、站着，进不去，警察在前面有一条警戒线，这时游行队伍有一个人就跑出来了，拿起那个警戒线的绳子，穿过去，警察很紧张，以为要闹事了，群众终于耐不住要冒了，要起来了，赶快过去。结果你知道这个人干什么吗？他拿着一个喝完的可乐罐，这里有没有垃圾筒，我想过去丢垃圾。警察就傻了眼，他真的就丢了，丢完了垃圾就回去继续站，再站一个小时。香港人已经到了这种程度，虽然不满、愤怒，气候很热、站了很久，到了那个关头，不守秩序，突破警察的警戒线，理由居然就是为了丢垃圾。
　　现场提问6：文道先生您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中国人民曾经想把香港作为一个民主的镜子，但是普遍很多人认为民主是怪物，我们今天不谈的，你也不用害怕。
　　我想谈的是香港回归十年，我们也没有赤化它，但是香港把我们商化，我看有的媒体说把有的地方商化了，有的地方的董事长、总经理，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和评论？谢谢。
　　梁文道：我不觉得香港有把内地商业化那么大的本事，当然香港对于内地出现的很多问题，我觉得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把内地城市丑化，早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盖了很多非常新颖很丑恶的建筑物，大多数是香港建筑师搞的，作为香港人我对大家感到很抱歉。
　　可是你说商业化这个东西，我觉得香港并没有把内地商化，恰恰相反，我觉得香港的商业文化并没有成功移植到内地来。反过来是内地在熔化香港的商人文化，这个话怎么说呢？我记得十几二十年前国际上有一种理论很流行，随着中国的崛起，当年还没有中国崛起的概念，中国重新回到世界大家庭，跟国际上搞贸易，迟早中国会被国际改变，比如说国际通行的营商规划、营商游戏规则等你得跟。但是最近几年我发现不是世界改变中国，是中国改变世界，现在美国一些大学的MBA课程，跟中国搞贸易是最热门的科目。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一个名校上课，各位同学到中国做生意，记得，列出来，这叫五粮液，这叫什么，介绍不同的酒名，各级干部的分工怎么样，市长是不管用的，都在讲这些。外国商人来这里，搞的这一套比我们自己还要狠，所以世界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世界。同样的道理，香港商人在香港，香港廉政公署要守法什么的。中国有很独特的营商文化，我不觉得今天的商业文化受香港的感染或者影响，我反而觉得中国独特的经商文化在改变大家，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网友提问1：第一个问题，民族主义对香港是利大还是弊大？第二个问题，对香港的文化，梁先生认为哪些应该值得保留，那些要发扬光大，那些适当的放弃？香港应该走怎样的文化之路？第三个问题，香港的商人与政治应该保持怎样的一致态度？李泽楷先生前一段时间曾经提过普选的问题。
　　梁文道：三个问题都是比较大的问题，我尝试回答一下。
　　第一个问题我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我们可以关心的，香港人虽然我们刚才说了，钱老师也说的很对，我们香港人是很爱自己的祖国，文化上，国家的荣耀上认同我觉得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相对来讲，香港人比较没有现在在内地某些地方会见到的民族认同的焦虑感，很多人认为应该有焦虑感，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是焦虑感？焦虑感就是一种怀疑自己是谁，我觉得香港人不怀疑，但是内地人常常在怀疑。
　　我在写一篇文章，还没有写完，已经写了很久了，这篇文章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抄回来的。这篇题目的文章是“做中国人必须达到的…”，我已经累计到141个条件了。这是什么东西呢？里面每一句话，都是在网站找回来的话。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比如说“是中国人的还能够容忍这样的事吗”等等，我整篇文章就是列出这样的话，全部是抄录的。今天做中国人是很累的，上网就可以看到做中国人很多事不能做、做中国人很多事要做、做中国人要有的素质等等，这就是很强的焦虑。我们把民族当做一个道德的判断，比如说山西的奴工事件，干这样的事还是中国人吗，美国人也不会干这样的事吧，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我们很认为当中国人是道德上很优秀的，道德上觉得当中国人是很了不起，人一生的使命就是要做一个中国人，我们甚至认为日本人真惨没有当成中国人。这是一种焦虑，民族主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民族主义发展成很强的认同焦虑感，甚至认为这个民族身份就是一种道德的目标，这是有问题的。我们的道德目标很简单，比如说不要说谎，不要干这种坏事，不要伤天害理，你要当好人，这是一个人生道德目标，但是我们缺乏当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很奇怪。民族身份跟道德目标是没有关系的，中国人也是能干坏事的，而且有时候干的还不少，这才是一个问题，民族身份的焦虑感是一个问题。
　　关于香港文化的问题，我觉得太大了，值得尊重和保留的，比如刚才说到的法治，对秩序的尊重，还有专业伦理。专业伦理我觉得对香港来说非常重要，我最近这一期的南都周刊，我形容曾荫权就是打工仔，打工仔哲学真的不要小看，非典时香港也是闹得很厉害，03年的七一游行源头就是非典，97年之前香港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很虚假、很虚伪，97年之前的香港人是很讨厌的一帮人。03年大家才发现真正可爱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医生护士，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全病房的工作人员都累垮了，其他医院、病房的人赶过去支援，甚至有实习生排队登记。有医生本来在放大假在欧洲游玩，这时赶回来销假，你问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不是回答我要为人民牺牲等等，香港人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的一份工嘛”。“我平常人工那么高，为什么这么高，不就是要冒这个风险嘛，打工嘛。”到了生死关头的地步，对这个事件的理解还是我在打工，曾荫权开始那句话被大家笑，但是现在大家慢慢认同，“我会做好这份工”，北京见温总理，温总理一贯是语重心长的，然后曾荫权我们看到电视上，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再隔一天，看到胡锦涛了，我们就想他说什么呢，一跟胡锦涛握手，就说“我会做好这份工”。当特首、当医生、当护士，都是一份工，救死扶伤这些东西本身就包含在好医生的专业伦理的要求里，这是香港最值得保留的。
　　第三个问题，商人和政治的关系，李泽楷反而是一个小问题，香港商人从来是跟政治挂钩的，我记得最近看鲁平的访问，他很坦白说当年中英谈判，中方小组对香港的商界考虑得过多，而忽略了基层市民。当年甚至中央政府曾经想过要给商人买保险，政治保险，你想一想看，为他们考虑得很周到。今天能够选特首的八百人当中，其实主要还是商人，我想李泽楷还是一件小事，相比较而下。一向商界的势力都是很大的，董建华本身就是商人出身，你说李泽楷商人要干政就是很轻薄的话了，我们第一届特首就是商人出身嘛。
　　网友提问2：第一，请两位分别回答爱不爱香港？第二，香港最吸引你们什么？第三，过去十年香港变化最大是什么之地方？
　　梁文道：爱不爱香港？我当然爱香港，而且我很爱国，我爱国爱港。接下来就是香港有什么最值得喜欢的地方，这就是我为什么爱香港的原因，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因。我不是从小就住在香港，我在香港出生，但是我四个月大就送到台湾，我在台湾住到十四五岁，我很喜欢台湾，台湾是我半个祖家，但是我更喜欢香港，因为香港启蒙了我，甚至拯救了我。我小时候在台湾受的教育，我在台湾跟我的外公住，我外公是老国民党，从小就唱他们的国歌，从小看到蒋介石的照片忍不住就要肃立，总统蒋公。小时候受那样的教育，对大陆的印象就是坏透了，小时候电视上看到毛匪、朱匪，都是这样的说法。我看不到鲁迅，看不到所有留在大陆的作家作品，因为那些都是投匪作家，后来我到了香港才发现我过去受的历史教育都是错误的，连地理教育都是错误的。我在1984年在台湾受的地理教育，国民政府离开大陆时第一大湖是洞庭湖，但是后来不是了，后来为什么坚持，因为凡是共匪坚持的资讯都是错误的。我发现过去我给国民党搞了什么样的东西在脑子里，都是被骗的，我开始接触马克思就是那个时候，拼命看毛选，开始看过去不能看的书，我那个时候开始喜欢哲学，我发现大陆领导人和台湾完全不一样，大陆领导人都是搞哲学的，看了朱德哲学思想选录，看完了之后觉得这个哲学很特别，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哲学，到今天也有哲学，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符合柏拉图的思想，治国哲人王，中国做到了。
　　当时看马克思，那时太小看不懂，然后看共产党宣言，看了一大堆，当然要看鲁迅了，所有没有看到的都追了回来。为什么启蒙呢？并不是因为从此以后我就相信这边了，而是我发现原来没有一边可以信的，两边都是有局部的东西不见或者是怎么样了。我从此以后对政治、对历史、对社会有了更自觉、透彻的反省，都是拜香港所赐，我在香港看到了两边都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爱香港。这个地方启蒙了我，我对它有很强的责任感。
　　十年的变化，我觉得，基本格局真的没有太大的变化，变的就是那种奇怪的社会气氛，其中一点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爱国的氛围，爱国变成了一种口号，是各阶层说什么话都要先强调自己爱国，就像我刚才一样，我首先是爱国的，才能接下来说你要说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奇怪，有一点扭曲的气氛。其他你说很大的变化，个别领域的变化，传媒领域，都是有变化，但是整体很关键的变化其实倒不存在。有一点很重要，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真的非常密切，密切到一个程度，经济的融合，不只自由行、CEPA，那么多国企，HDII在香港集资，这种关系越来越密切。香港人对一个具体国家的认识感也加强了，97年之前我想象，香港是不是有一天像纽约，纽约人会说自己是纽约人，但是他当然是美国人。我在纽约遇到一些纽约客，可能他不是生长在纽约，但是可能从西雅图或者其他的地方过来，他现在说自己是纽约人。我觉得香港将来就是这样，我在香港遇到一个人，他跟我说普通话，他跟我说是香港人，因为他在香港住久了。而我在长沙遇到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人，在长沙住久了，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跟我说广东话，但是他说他是长沙人。
　　主持人：我非常爱香港，还有我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先后请去接近一百位访问学者，无一不像我这样的爱香港。有一位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在香港中环快线站发现香港的交通无缝连接这么好，他跟我分别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钱兄啊，资本主义就是这么方便。
　　为什么爱香港？就是我在香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看不到的西方事物，同时在香港看到在中国大陆已经消失的中国传统事物。这十年里香港的价值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的人所理解或者认识，从简单的自由行到比较深入的学者的访问。
　　网友提问3：现在在网络上有三个观点，吵起来了。其中一个为被殖民叫好，网友说因为英国统治香港发展得很好，很繁荣，市场经济、法治、自由等都是拜英国所赐。还有人认为这是卖国、是奴才，因为这些都是强加的。第三个是比较中立的，不管殖民不殖民，我们先说大唐盛世，这是正宗的汉民族创造的，蒙古人打通了欧亚大陆，用的也是暴力，殖民主义应该理解为杂交，而杂交是最好的。你们怎么看？
　　梁文道：什么是殖民，殖民会造成什么东西，先回答第二个观点，再好的东西如果被强加就不好了，这一点我倒不是很赞成，如果有人强迫我要民主自由，我会觉得还不错。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政府突然逼迫我们，大家要选择，你要选市长。我坚持的说不要吧，我不想选市长，你给我市委书记就行了。我想殖民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体制，我刚才说了，英国人赐给香港人民主自由，绝对不是这样的，那是住在香港的中国人自己争取回来的。很多香港历史上的东西都被模糊掉，1925年曾经发动过省港大罢工，因为上海五卅惨案，香港工人响应爱国罢工运动，多浩大，几天香港就变成了死城，瘫痪了，16个月的罢工。广州市民也是热烈的支援，16个月这帮人不在香港打工，来到广东吃什么，当时广州人民和广东国民军政府也支持这些香港的工人。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事件。
　　当时这些工人给港英政府开出的复工条件都跟反殖去殖有关，都跟争取工人权益有关系。可是这16个月的罢工是颓然结束，因为国民政府要北伐了，不能跟英国政府的关系搞得太不好，就跟这些人说不罢工了，莫名其妙就散了。回去之后英国人当然一项条件都不用答应了，反而当时是一些跟随英国人，帮英国人的人，都得到了好处。比如说有香港的华商就能够进入马会，拿到会员资格，有的进入了行政议会，有的当了立法议员。后来我看到一个97年的香港百年纪录片，说当年的罢工使多少人进入马会拿到会员资格，其实这些是英国人犒赏他们，他们是镇压工人罢工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争取回来的，不是英国人的恩赐。
　　主持人：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到此告一个段落，最后我们向梁文道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以上文字稿和图片来自南方网理论频道

现代民主的生命力、局限及中国出路：一个社会学分析

2009-04-29T21:31:00.011+08:00

赵鼎新，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硕士，1990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取昆虫生态学博士后改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取社会学博士学位，自1996年起执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

2008年10月31日，赵鼎新教授在浙大西溪校区主楼12层会议室进行了题为《现代民主的生命力、局限及中国出路：一个社会学分析》的讲座，以下是讲座的文字稿，来自《领导者》杂志第十八期：

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潮流。联合国2002年的年度报告指出，从1980至2002年，已经有80多个国家从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精英也为实现民主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民主运动和民主政体在现代世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里，人们却普遍感到民主体制的危机。在北欧一些国家，一个常见的汽车后档粘贴上写道：“对美国人要好一点 ……否则他们会把民主送到你的国家来。”虽然这一粘贴纸的主要用意在于表达欧洲民众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不满，但他们对民主的失望也跃然纸上。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民调中，人们对民选领导人普遍抱有不满情绪，但对非民选产生的政府官员却表示了很大的信任。在西方国家中，诸如《拯救民主》（Saving Democracy）和《理性选民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等学术著作不断涌现。当然，西方成熟民主社会中所出现的这些思潮和实证研究并不等于民主体制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生根本性危机，但它们却明确地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弱点和西方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弱点的不满。笔者认为，当代的民主化浪潮以及我国大量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长期追求都反映了民主体制的巨大生命力，但成熟民主国家中民众对于民主的不满却也印证了民主体制的一些公认的不足之处。如何在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避免民主体制的弱点并发扬其优越性，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民主体制的生命力及弱点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这是本文将着重探讨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前首先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民主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所倡导和争取的目标，本文也将阐述为什么竞争性的民主选举是现代社会中产生政府的一个更为合理的方法，但在同时，本文也将以大量的篇幅讨论这种政府产生方式的不足之处。这似乎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尽管有些遗憾，我还是想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些见解。民主本身的弱点给社会的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形成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也为从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型带来了困难。特别是，当我们不能理解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而带着一种对乌托邦式的民主的美好理想在中国建立民主体制时，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就会被放大，从而给人民和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第二，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学者的主要对话对象都是学者。他们感兴趣的是在学者之间的争论中树立自己思想的地位，而中国学者的陈述对象却往往是国家领导人，并想通过国家领导人对自己政治主张的采纳而实现“治国平天下” 的抱负。作为一个在西方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我的行为肯定带有西方学术训练的痕迹。具体而言，我想清楚地说明，虽然我应《领导者》杂志的邀请来写这样一篇似乎是为领导建言的文章，但我并不汲汲于让领导集团采纳，特别是大规模地采纳本文的观点及其隐含的政治主张。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中国思想界树立一个不同的观点；与此同时，我也认为，较为可行的社会方案往往是各种观点折冲之后的结果。我进而认为，虽然决策者的政策艺术和贯彻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策意图和政策结果之间的落差，但重大社会发展往往都是决策者意料之外的后果；最为可行的社会方案也不会简单地等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方向。

第三，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笔者在北美长期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直接感受，以及出于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及世界发展关怀而做的一些思考。笔者不是研究民主问题的专家，西方民主理论研究领域大家如林，笔者仅仅是偶有涉及，因此难免片面。我仅仅希望我的社会学眼光及对政治现实的感悟能为目前中国社会中关于民主问题的热烈讨论提供一个视角。

民主的定义

对民主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将产生完全不同的讨论。国内学者对民主的理解形形色色，其中王绍光和王思睿所提出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王绍光先生在《探索安邦之道》一书中就民主概念作了界定。他强调西方民主不是民主而是“选主”，真正的民主应当是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民主就是使人民能够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中去。在对民主的这样一种理解下，王绍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目前中国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集团和人民大众所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决策模式的变化既是中国式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影响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笔者同意王绍光对中国政府决策机制改变的分析，且同样认为这一决策模式的变化是中国改革持续成功的一个关键。笔者能够理解王绍光对于西方民主现状的不满。这一不满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左派误区。事实上，对民主政体的不满是目前西方社会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心态。尽管如此，笔者并不认为民主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压力和政府决策谘询对国家政策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社会，即使是冠之以“中国式的民主”的称号。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决策一般都受到不同方面的社会压力，并且这些决策也需经过一定的、有时是很繁琐的程序和咨询（秦始皇和毛泽东时代部分除外）。因此，如果仅仅因为社会压力和政府决策咨询对国家政策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就是说这个社会是民主社会的话，那么，中华帝国社会就已经接近于民主社会了。

王思睿先生在《“特色民主”还是“民主特色”》一文中指出，选民普选制、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核心。他还强调，广义的民主至少包括以下三组九个概念：1）共和、宪政、法治；2）自由、民主、平等；3）博爱、善治、自治。王思睿将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纳入民主的范围，实际上勾划出了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关键建构；与此同时，他提出的广义民主的三组九个概念，完成了对一个完美社会的构想。王思睿对民主定义的优点是抓住了民主政治的选民普选制这一关键特征，缺点是几乎将现代社会中所有理想的、正面的价值统统纳入民主的范畴，从而有着很大的乌托邦倾向。比如，笔者看不出为什么以选民普选制为核心的民主必定会带来作为平等思想的一个核心的经济分配的平等。俄国在民主转型后并没有实现经济分配平等。拉美许多国家二百多年来已经在民主和专制政体之间摇摆多次，但经济收入不平等在这些国家中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俄国和拉美国家中存在的巨大收入不平等归咎于民主的不成熟，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成熟民主典范的印度，却同样也存在着种姓、性别和经济地位等多方面的、严重的不平等。此外，被王思睿列入民主范畴的还有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公务员考核制和宪政等制度。笔者认为，虽然许多民主国家都有这样一些制度，但它们都不是民主的核心和本质。非但如此，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是民主国家中存在的非民主成分，而国会代议制和宪法安排在许多国家中产生的初衷和至今为止所起的作用非但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而是为了限制民主范围，从而避免竞争性民主可能带来的许多负面后果。这些在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有着非常清楚的阐述。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的产生，是西方一些看到民主政治潮流难以阻挡但又对之心怀恐惧的进步保守主义思想家们（除少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外，西方主流思想家或多或少都是进步保守主义者，但近百年中国思想界独缺的就是这一思想传统）的政治设计，与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互动妥协的结果。它们的存在限制了西方民主的范围，予西方民主以现实性和可行性，从而增加了民主政体的生命力，但其本身不应纳入民主的范畴。

在中外有关民主的众多定义中，本文讨论的出发点是以下定义：民主就是一个由民众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的政治体制。这一定义与所谓的熊彼特“最简略定义”有很大的相似性（与熊彼特的定义相比，我的定义中仅仅加上了“有程序和规则的”这一定语）。熊彼特定义由于没有给民主加上任何在近代观念中属于正面的社会公共物（如平等、自由、法治、博爱、善治、自治、经济发展、和平、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等等）而备受批判，但它却抓住了民主作为竞争性选举这一最为核心的特征。熊彼特定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由、法治等等民主社会的共同特征，但却隐含了这些特征。比如，熊彼特在定义中没有包括自由，但实行熊彼特式民主的社会中必须有着相当的自由，否则“竞争”与“选择”将毫无可能。熊彼特的定义中也不包括法治，但是熊彼特式的民主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否则民主选举的程序和规则，以及在既定程序和规则下选举的公正性，等等，都将得不到保护。熊彼特定义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没有将一些民主社会（其实可能是任何社会）难以完全实现的一些公认的社会正面特征纳入其中，从而避免了民主乌托邦的倾向。必须指出，笔者同样认为该定义有很多缺陷，本文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定义框架下来讨论民主问题，主要是因为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任何民主社会的核心，民主社会的许多根本性优点和缺点，以及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均系于这一根本特征。因此，讨论民主的特征必须从这一点谈起。

现代社会中民主的必然性

为了提倡民主，不少人给民主加上了许多它本身难以完全提供的公共物，比如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低腐败等等。他们把一些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已达到的指标，如较为平等的社会、发达的经济，较为廉洁的政府等等，完全看作是民主带来的成果，进而视之为民主本身的特征。在上文中，笔者已给出一些国家体制民主却未能实现经济收入平等的例子。从理论上讲，民主和经济平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民主社会中，只有当一个社会中处于下层的政治力量能达到较好的整合（比如产生了较强的工会，甚至是强大的代表社会下层的政党）时，民主才会对经济平等产生巨大的正面作用。民主所伴生的自由及其它因素会带来一个较为开放的媒体和舆论，这会对官员的腐败造成限制。但是，在民主国家中，媒体的根本兴趣并不是揭露社会黑暗面而是收视率和订阅量，再加上种种其它原因，如人手的严重制度性短缺（市场下的媒体必须考虑成本）、需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因为政府是主要新闻来源）、利益攸关方为记者深度采访制造困难，从而限制了民主社会中新闻对官员腐败进行监督的能力。民主造成的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也会对官员腐败形成制约，但由于众多复杂的原因，这种制约能力也有限。事实上，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官员腐败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的有效性、建立科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非民主手段来完成的，虽然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制约在其中起着补充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政府科层制不够健全的民主国家（包括大多数非西方的民主国家）中官员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的原因。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显得更复杂。一方面，在实行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里一般不会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由领导者决策错误造成的大规模灾难；另一方面，亚洲四小龙都是在威权体制下走向经济成功的，而至今为止世界上尚没有一个实行民主制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虽然目前我国仍有一些学者喜欢把民主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但国际上几乎所有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均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一定条件下的政府能力。

民主和平论也是不少学者为民主所加上的一个正面价值，其核心论点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确，西方民主国家之间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但从另一面看，这种和平是由西方社会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汲取历史教训，特别是美国在西方霸主地位的确立所带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调，就如同说两个“北约”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样，似乎有些滑稽。从更广泛的历史和事实来看，民主与和平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古希腊民主下，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就从来没有断绝过。巴勒斯坦就是因为在通过民主手段选出哈马斯政权后而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加剧。迄今为止，大多数民主国家中决定外交政策的关键是现实主义理念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其次才是两国之间政治体制的相近程度。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由于国家对社会舆论和政治议题的控制，选民在对外政策上根本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能够在两党及大多数民众的大力支持下，轻易地陷入伊拉克战争而难以自拔的原因。不过，必须承认，现代民主国家中的统治者应该没有能力主动发动或持续进行一场希特勒式的世界性战争。一个民主国家的军队主动侵略他国后如果能迅速取得胜利，大多数民众会表示支持；一旦战事不顺而给本国人民和财产带来持续而巨大的伤害时，民众还是有一定能力通过手中的选票制止这场战争的。

如果民主不能自动实现上述重要社会公共物的话，现代民主体制的意义和生命力又从何而来呢？笔者认为，现代民主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权力。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尤其重要。在传统国家中，“天高皇帝远”，国家对普通百姓的直接控制力十分有限，地方社会的秩序主要通过地方精英主导下的自治管理而达成，国家的政体形式与一般百姓的生活之间没有很紧密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国家都建立和强化了科层制度，通讯、交通和管理能力大大提高。这导致传统社会中贵族和地方精英权力的衰落，政府对民众的直接控制能力大大增强。面对这一日益膨胀的“利维坦”（国家），怎样制约其权力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相应地，麦迪逊所言的“让野心制约野心”的民主政府就成了限制国家权力的一个选择。

第二，民主最为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可以基于价值／情感、绩效以及竞争性选举三个方面。国家的合法性可以建立在意识形态或宗教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最高统治者的神秘感（如真命天子）或个人魅力上。这些均属于价值／情感合法性。国家统治的正当性也可以来自绩效。一般来说，现代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来源：统治者在领导经济发展和提高百姓生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道德表率的表现，以及维护国内安定和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最后，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产生于竞争性的、程序性的选举，竞争性程序本身就为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提供了基础。

虽然国家合法性可以同时源自多个方面，不同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却是不同的（比如美国是竞争性选举，而目前中国是经济发展和道德表率）。本文想说的是，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民主选举为国家提供了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理性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太真实、太具体。一个以理性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一旦不能向大众提供该意识形态所许诺的东西，社会上就会出现信仰危机，其合法性就会受到动摇。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大规模信仰危机就是这一原理的例证。作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来说，宗教或真命天子式的统治者神秘感要比意识形态更具有稳定性，因为它们所许诺的东西只可相信不可验证。但是在这一个已经脱魅了的时代，虽然宗教和神秘感在中国仍然大有市场，但把它们作为国家的核心合法性基础已没有可能。以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为基础的权威常被称为克里斯玛（charisma）权威，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领袖人物。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建立在个人超常品质及作为其体现的特定使命基础之上的权威因其个人性而具有不稳定性。这种权威注定要被日常制度权威取代，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例行化或制度化。和价值／情感合法性一样，绩效合法性也难以为国家提供稳定的核心合法性。当一个政权将其合法性系于绩效时，它必须努力兑现承诺。这是任何以绩效为基础的政权必然要背负的沉重负担。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能够一直保持高增长。以政府官员的道德表率作为国家合法性基础就会将贪污这样的法律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从而从根本上削弱了国家的合法性。最后，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显然是国家的一个重要合法性基础。但是在和平时期，国家在这方面的合法性就不如其它方面要来得重要。如果和平时期的国家由于其国内危机而想通过炒作外族侵略的危险性来提高其统治合法性的话，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就会应运而生。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所释放的政治能量轻则会限制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自主性，重则会推动一个国家向军国主义方向发展。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

于是，在已经“脱魅”了的现代国家中，竞争性的、程序的选举就成为国家核心合法性最为稳定的基础。与其它合法性基础相比，竞争性选举合法性没有把国家的权力基础建立在可以实实在在的可测量的政府表现上，而是建立在竞争性选举上。只要选举被认为是公正的，执政者即使是上台后表现很差，其政权仍然具有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2006年秋台湾陈水扁在“红衫军”的激烈示威抗议下，民调支持率已然跌至仅十几个百分点时，仍然能轻轻松松挺下来的原因。在绩效合法性下，当官不为民作主，就有不得不回家卖红薯的危险。而在竞争选举合法性下，当官即使不为民作主，也得至少当完一届才会回家卖红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大大减低了民众对官员的压力。在民主制度下，反对党可以对表现不佳的执政者施加压力。这里有两种情况。在一些议会制民主国家里，一旦有多数议员反对，政府就不得不宣布解散，反对力量对执政者的影响因此而比较大（必须指出的是，反对派议员对政府反对与否在很多情况下是由政治运作而不是政府的执政表现所决定的）。但是在总统制民主国家中，只要总统没有明显违法并被铁证如山地查获，制度框架下的弹劾几乎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在具有竞争选举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中，即使是执政者被赶下台也无关紧要。竞争选举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把政体和政府分开了。政府即使垮台也不会动摇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在具有竞争选举合法性的民主社会中，民众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常规程序的政府更迭而得到缓解。由于体制本身能够包容不同的选择，所以民众很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体制本身。这也给民主社会带来了稳定性。

第三，竞争选举合法性给民众带来了言论和结社自由，但这种自由同时也约束了人民的行为，缓解了社会矛盾，从而构成了民主国家中一个很重要的稳定机制。这是因为：

1）言论和结社自由给社会中各种思想及利益的交流和竞争提供了一个平台。这种交流和竞争使人们对社会其它群体的利益有更深的理解，从而对社会现状的理解更有现实感。去年我在北京乘坐出租车时曾有这样一个经历：该车司机在行驶途中大骂政府，并扬言如毛泽东还在的话，他将跟毛泽东上山打游击来推翻现政权。我以为该司机家中肯定出了大事，几次询问后才知道他刚在四环路外买了一套三居室住房，但对买房要付二十年月供这一点感到极其不满。那司机说：“先生您想想，二十年的月供，二十年啊！二十年中我家中出了事情银行就会把我的房子收走。什么世道！这世道不造反还咋的？”直到下车时我才告诉该司机我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任教，但是以我的经济能力在美国买房将不得不支付更长时间的月供。目前在中国，除少数社会阶层外，大多数人均认为自己和自己所在阶层的付出远远大于其收益。虽然该司机十分极端，类似的情绪在中国却是十分普遍。在我看来，人们由于缺乏交流和竞争从而对自己和他人利益的理解缺乏现实感是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2）言论和结社自由促进了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在有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场合下，现代社会的多样性势必会导致社会组织、利益和观点的分化。西方民主国家中绝大多数社会运动的规模都很小，并且任何社会运动都有与之对立的反运动。它们互相牵制使得任何全民性的革命运动变得不可能，从而增加了社会的稳定性。在任何国家，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都会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足进行批判。在威权国家中，虽然他们的声音经常会受到压制和限制，但他们同时也享受着英雄和社会导师的荣誉，有着很多的听众；而这些国家一旦实现民主化，这些社会导师及其声音在社会上马上就会被弱化。

3）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家为了当政往往会答应选民一些根本就做不到的诺言；同时，成功的执政总是比成功的选举要困难得多。出于众多原因，在民主社会中，一个政府上台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众对它的正面印象一般都会显著地下降。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新选上来的执政者在同样的结构条件下不见得能比上一届干得更好。这一因素，加上民主的其它特征，长此以往，就会造成百姓对于政治的一种成熟的冷漠。这里“成熟”指的是他们知道其他制度也不见得更好，他们的“冷漠”来自他们对民主选举局限性的深刻理解。这种成熟的冷漠是西方社会选举投票率一直很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同时，它进一步增强了民主制度的稳定性。

第四，主要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民主政体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由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均已是民选政府，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还给一个国家增加了国际合法性。在目前的国际社会里，一个被认为是非民主的国家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各种压力。虽然许多压力的背后其实是意识形态包装下的利益争夺，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对此却有难言之隐。而一旦一个国家被国际上认为是民主国家，因为有着“国内民意”的支持，国际社会就不得不对该国家在国内的政策和国际上的立场表示更大的尊重。总之，民主体制将为一个国家的国内外政策提供合法性，并大大提高该国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现代民主的局限

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有许多局限。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把这些局限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民主对于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民主社会的媚俗性、忠诚反对和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1）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

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倡导者强调民主选举的结果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虽然我对于这一美好理念怀着很大的敬意，但同时必须指出，这一理念在现实的民主实践中是难以实现的。美国著名学者阿罗曾经给出过一个极其简单的例子：有三个选民（I, II, III）和三个候选人（A、B、C）。选民I对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A >B>C, 选民II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C>A >B，选民I I I对于三个候选人的偏向是B>C>A。这就导致这样一个循环：在候选人A和B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A（选民I和II），在候选人B和C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B（选民I和III），在候选人C和A之间大多数选民更喜欢C（选民II和III）。这样，不同的选举规则就会造成不同的候选人胜出。阿罗选举循环的例子非常简单，而与之相类似，但更为复杂的例子在民主选举中比比皆是。比如在台湾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陈水扁，宋楚瑜和连战各得百分之三十几的票，陈水扁略高，但在台湾的选举规则下陈水扁合法地当选为“总统”。在俄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次总统选举中，俄共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取得了最多选票。按照俄国的总统选举规则，俄共候选人因为没有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半数以上的选票而必须与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进行复选，而复选的结果是第一轮选举中排名第二的候选人胜出。我这里所举的两个例子并不是两次一般意义上的选举：陈水扁的胜出大大加强了台独势力并彻底地改变了台湾政治，而俄共的失利则几乎摧毁了其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很容易想象，如果我们把这两场选举的规则互换一下其结果将会是如何的不同。

民主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非理性还来自其它多个方面。民众与政治精英之间在信息资源，以及处理和理解信息能力上的严重不对称，给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家提供了多种赚取选票的策略和方法。电视辩论的出现使得电视上的形象比一个可行的施政纲领来得更为重要，以至于越来越多的电影和体育明星成了美国的政治明星。目前西方的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即使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中，政治家手中掌握的大量资源也足以生产出各种有利于他们的“人民的意志”。

2）民主对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

民主体制会强化原有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可以用下面这个假想模型加以说明：假设一个社会由一百个有选举资格的人组成。这一百人中有5 1个是庸人，4 9个是能人。如果庸人和能人群体各出一个候选人，并且投票率是百分之百的话，那么当选人肯定是一个庸人。并且，如果该庸人想继续当选的话，他必将会拿出一些有利于庸人群体的政策来巩固他的票仓。这种在政策上对于庸人的倾斜就会导致有更多的人选择做庸人，于是就巩固和加强了一个以庸人为主导的社会结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庸人”一词毫无贬意，我只是想说明在不考虑其它因素下，民主选举有着固定甚至是加强现有社会结构的倾向。

民主体制的这一保守特性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带来了困境。比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众往往受制于地方强人，一个强人手中可能控制着一个很大的票仓。候选人为了取得和稳固政权就不得不采取有利于这些强人的政策，其结果是巩固了强人政治。美国宗教势力在近年来一直比较强盛，为了取得政权，美国所有总统候选人（包括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都不得不在各种场合中显示他／她对宗教信仰的坚定，并用宗教话语来论证他们施政纲领的正确性。一个美国公民如果想把票投给一位能够用启蒙运动式的理性语言来论证其施政纲领的候选人，将会发现他这一票无处可投。美国总统选举的这一特征显然强化了宗教势力在美国的地位。

如果把民主选举的这一特性稍加推广，我们就会发现，民主选举在一定条件下（即在竞选双方处于如后文中所讨论的非忠于反对的场合下）还有扩大社会矛盾、甚至撕裂社会的作用。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曾经矛盾较大，但到八十年代时这种矛盾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基本消除。但是在推行民主化之后，台湾的政治形势使得外省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裂痕（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重新扩大。幸亏台湾的外省人和本地人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的差异很小，所以大选过后大多数人还能恢复平静，如往常一样生活，否则，前南斯拉夫各国在走向民主时所出现的族群清洗惨祸难保不会在台湾发生。与此类似，目前中国乡村民主选举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中，恶霸和强人操纵选举、大姓之间的矛盾因民主选举重新出现和增大，占有着很大的比重。已被中国共产党革命大大削弱了的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国家的传统社会结构越是强大，这一国家的民主改革就越应该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原因所在。不过，在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也会给当政者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左右为难，这确实是许多传统国家民主过程转型中面临的一个困境。

3）民主社会的媚俗性

民主体制的保守特性使得民主制度有着很大的媚俗性，即政治精英的水平和行事方式直接反映了该国家百姓的水平和特征。特别是电视竞选时代，各候选人的施政纲领和选民的政治倾向不再是选民投票的唯一依据。候选人的长相、风度，甚至候选人与选民的相似度都成了获取选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布什能在美国的2000年和 2004年总统选举中两度取胜，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一个颇令人玩味的原因是，民主党候选人论述和辩论的能力都很强，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常以明快的逻辑和凌厉的语言令布什处于守势；但布什憨态可掬，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其形象就像一个值得信赖的邻居。这样，不善言辞的表现反而成了他竞选成功的一个因素。美国学者卡普岚（Caplan）曾在《理性选民的迷思》一书中分析了西方民主社会中选民的偏见，以及具有这种或那种偏见的选民如何不断地选择了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或者是装作与他们有同样偏见的政治家，从而导致错误的政策和低素质的政治家一次又一次被推上政治舞台。

民主的媚俗性会导致社会精英的边缘化。在任何社会中处于思想前沿的精英总是占少数。在威权社会中，虽然思想精英的行为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但这种社会中的精英主义文化却同时给了这些思想精英以很大的舞台和影响力。但是在平民化的民主社会中，思想精英的少数性（加上民主社会中思想的多样性）势必导致各类思想，以至于整个思想精英群体在民主社会中影响力的边缘化。这就是为什么东欧的自由知识分子在经历民主化所带来的短暂喜悦后，马上就体验到强烈的失落感的原因。他们刚刚有机会在社会中自由地讲话，社会就已经不再理会他们了。在东欧媒体上被炒得非常火爆的，不是昔日对抗暴政而坐牢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各类在大众文化中涌现出来的明星。就像金雁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现代、前现代、后现代困惑》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双重挤压下，东欧知识分子在民主体制下为了生存纷纷下海，心甘情愿地成了“权力的同谋”、“寡头的小伙计”和“混口饭吃的文字工作者”。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在东欧社会不但影响大大降低，人数大大减少，并且内部的分化和分歧日益扩大。思想精英的边缘化对于社会的稳定性来说不是一件坏事，但这将使社会变得日益平庸。笔者本人其实很欣赏西方民主社会的平庸，但是我想这肯定不是那些抱有重大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所想追求的目标，因而特别提请注意。

4）忠诚反对与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执政党议员坐在女皇的一侧，反对党议员则坐在女皇的另一侧。反对党议员为女皇陛下而对执政党的执政进行监督。英国反对党的这一性质被称之为“为女皇的反对”（her majesty opposition）。在现代政治学术语中这又被称之为“忠诚反对”。一个民主社会要得到稳定，执政党与反对党必须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之间的不同仅是在一些具体政策或者政策执行技巧上的不同，甚至是仅仅出于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越大，一个社会的民主体制就越不牢固。如果执政党与反对党信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并且反对党准备在取得政权后以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来系统地改造世界，那么这个反对党就成了一个“非忠诚性反对党”。存在着“非忠诚反对党”的国家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一个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战前的德国。当时德国存在着三个主要政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法西斯党，三党都在德国民主的框架内进行竞争。但是法西斯在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却抛弃民主，走向独裁，进而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二战后欧洲民主走向稳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社会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在长期经济繁荣的支持下，经历了一个政党意识形态虚化的过程，即不管是来自右还是来自左的政党领袖，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并不按照他的政党所信奉的意识形态来改变国家的政体，改变国家领导人产生的规则，甚至连由前政府制定大量法律和政策也基本上一仍其旧。不但如此，因为左翼政党在推行右倾政策时更有合法性而右翼政党在推行左倾政策时更具有合法性，所以二战后欧洲许多政党取得政权后，在现实政治利益的驱动下经常推出与之意识形态相反的政策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扩大选民基础。

民主只有在“忠诚反对”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稳固这一原理告诉我们以下几点：第一，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民主社会，我们必须给予民主制度一种不可谈判的或霸权性的地位，即不管是谁上台，他既不会，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体制运作的基本规则。第二，在给予民主制度这一“非自由”的霸权地位后，民主制度内部的运作必须有自由传统的支持，即民主制度下的成员对所有其他个人和群体的观点、利益和人身尊严持有不可谈判性的尊重。极端地讲，即使没有民主也要自由。没有民主但却有着自由传统的国家（如民主化前的英国社会）至少是一个充满人性的地方，而没有自由的民主就会形成多数暴政，其后果极其可怕。世界上大多数种族清洗，包括美国人对印地安人在十九世纪的灭绝性屠杀（在种族主义思想的主导下，当时美国社会中的自由传统仅限于美国的白人特别是白人的有产阶级，美国白人于是就毫无心理负担地对印地安人实行了多数暴政），或多或少都体现了现代民主的这一黑暗面。第三，一个社会内部各阶层的矛盾越小，主流价值观越是确立，该社会的民主体制就会越稳固。

民主的“忠诚反对”这一特性为一个国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设置了障碍。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一事件绝不是一次本文意义上的民主化运动，但我们也不能不说毛泽东的这一做法有一定的民主倾向。即使如此，整个事件的发展却以反右运动收场，从而大大削弱了当时中国政府本来就十分有限的 “民主性”。毛泽东把反右运动称为 “阳谋”。其实，这一“阳谋”的发生背后有两个相互作用的机制：第一，中国既缺乏自由的土壤，毛泽东也没有真正的自由精神。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唯一基础就是他对于共产党执政和自己所具有的克里斯玛权威的信心。第二，虽然共产党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具有极高的威信，自由主义和民主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具有强势。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曾经深受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熏陶。因此，当毛泽东主动邀请党外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时候，势必有人（哪怕是很少的人）会把当时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共产党一党专政联系起来，并提出在毛泽东看来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即有了“非忠诚反对”的倾向）而不能为毛所容。毛泽东要“民主”而不能容忍自由的一面，加上党外人士意见中呈现出的“非忠诚反对”倾向，再加上其它国际、国内原因，促使毛泽东放弃了他的第一次毛式民主化试验。虽然本文所讨论的民主的含义与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所尝试的非程序性“大民主”有着截然的不同，但是所面对的任务却十分相似，即怎么建立一个稳定的主流价值观，使得“忠诚反对”成为可能；怎么建立一个自由的文化，使得不同的特别是少数派的声音和利益得到保护。

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民主体制比起任何其它政治体制都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合法性以及统治者内部权力制衡这两个关键问题，民主同时还大大提高了一个国家的对外合法性，民主是当前国家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民主选举又伴随着许多负面现象。如果对这些现象认识不足，将有可能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笔者对于竞争性选举民主弱点的讨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以下对于民主转型技巧的一些想法或许不至于太荒诞。第一，在一个具有很强的非民主传统并且民众普遍素质不太高的社会，为了避免民主选举的保守性和媚俗性的直接冲击，民主转型应自上而下地进行为好（除了上文已经阐述的一些风险，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还容易形成一些具有实力的地方民选政府利用民选合法性架空中央，造成国家崩溃）。

第二，现代民主体制必须一人一票（无论在精英眼里民众的素质如何低下）。其它形式的“民主”既不能在国人眼里获得全面的程序合法性又不能为世界各国所认同。但是当一个国家地广人稠、各地差别很大时，为了避免因为民主化而导致各地利益高度分化，避免政治精英在民主化启动之初就受到利益分化的民众的直接压力，避免民众在民主化启动之初就受到政治精英的直接操纵，某种形式的间接民主的效果可能会好许多。

第三，在一个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认同高度分化的国家中搞民主，怎么建立“忠诚反对”的政治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可行的技巧是通过宪法规定民主选举的非意识形态规则，即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必须限制在政策和政策执行技巧上，而不能涉及根本的价值观。
第四，民主政体的其它设置也十分重要。两党制、多党制还是无党制，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联邦制还是单一制等等，不同的初始制度设计会对民主化的演进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有着巨大影响。民主转型和民主制度的稳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切切不能因为对于民主体制的迷信而对民主化过程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并在充分的研究和“摸石子过河”的实践相结合的条件下创建出一套适合于中国的民主体制。

第五，在一个从来就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中搞民主改革肯定会困难重重。执政者必须审时度势。他们既不能因为惧怕困难而坐失良机，又不能掉以轻心而急躁冒进。他们既需要有弹压民主转型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极端势力（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的决心和能力，又要有开放社会、鼓励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内的发展、缓解社会矛盾并将社会矛盾的表达和解决制度化的手段。总之，他们必须有着很强的现实政治感，同时他们的行动必须让百姓看到方向和希望。

第六，一个平稳的民主转型应该在社会矛盾比较分散的时候进行。在社会危机和大众抗议合力作用下而被迫推动的民主转型，往往会给人们以“太少，太晚”的感觉，并有着国家在民主运动的浪潮下节节败退进而垮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具有理想主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因为缺乏现实感和实际执政的经验而只能是过渡性人物，随后兴起的将是从原政体中分裂出来的各类政客。这些政客很有可能会在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所设置的民主框架下尽情地利用转型社会中浮躁的人性和各种社会矛盾，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上面所讨论的竞争性民主选举的各类弱点淋漓尽致地加以放大，给人民和整个社会带来灾难，并大大地增加民主转型的不确定性。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民主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一个政权。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威权政体下的领导人能够在社会发展较快、社会矛盾没有聚积的情况下率先进行民主转型并通过民主手段率先取得执政权，将会给社会带来许多好处。但是，这一结果是否会发生，最终取决于执政者的远见、勇气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问题是，很少有政治家在较好的形势下仍然有如此远见，也很少有政治家能既有先见性的理想，又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这的确是实行平稳民主改革中的一个悖论。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清楚民主转型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同样，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多种矛盾也不可能全靠民主来解决。本文思想的一个中心原则是：让民主来承担它所特有的社会功能，而把民主不能承担的功能让给其它制度来承担。一个较为可行的制度不会是一个泛民主的制度，而是一个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关于这一点，美国建国初期几代的政治家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民主体制之外还非常有眼光地设立了法官终身制以及后来的公务员考核制等等制度的原因。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这些制度建设还是不够的。对于这一点，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想展开讨论。简单地说，民选出来的政府和议会能处理的问题有限，每个政府都会碰到大量特例性事务和大量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处理的工作。民选出来的政府首领和议会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的知识和灵活性来处理这些事务。根据西方社会的政治实践，瑞典政治学家罗斯坦（Rothstein）指出，在很多情况下，科层制、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等非民主制度都比民主制度更有效。在民主体制的主导下，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制度的作用将大大提高民主社会的绩效。

一般来说，在处理大量政府日常性事务时，以法律和行政规范为行事依据的科层制会比较有效。但是科层制度缺乏灵活性。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都是对科层制缺乏灵活性的补充。当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影响到某些群体利益时，国家在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过程中，给予这些群体的合法代表以一定的影响力，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集团制；所谓的类市场制，就是国家用公共资金在“市场”上“购买”一些赢利性或非赢利性民间组织的服务。一般来说，当一个领域有着较为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时（如医疗卫生领域），专家决策制就会比较有效。但是当一个领域不存在公认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专业知识而其日常应对措施又需要很大灵活性时（比如劳工政策），那么利益集团制就会比较有效。当一个领域内部事务的处理需要很大的灵活性，但该领域的特征却不容易形成有权威的专家和清晰的利益集团时（如公共教育），类市场制就会比较有效。最后，当一个领域既不能形成专业人员和利益集团，也不能形成基本共识时（如父母离婚后小孩的监护权），那么抽签制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必须强调的是，任何制度的运作都需要一定的基础。简单地讲，科层的规章制度和行事方式必须严格分明，专家的职业道德必须有制度的监测和保证，利益集团代表的产生必须在有关群体内具有合法性，类市场制下民间组织对于政府订单的竞争必须公正，抽签的过程必须透明。总之，与选举民主一样，这些制度的最终合法性在于其公正性和透明性。

上述专家制、利益集团制、类市场制和抽签制等制度形态都是非民主的。它们的存在限制了选举民主的范围，如果没有竞争性选举民主作为支撑，这些制度本身的绩效是不能为国家提供稳定合法性的，这些制度绝不能代替选举民主。反之，在一个已经具有选举民主的社会中，这些非民主制度的存在就会限制民主的黑暗面，并且因为其有效性而大大增强民主社会的绩效合法性。必须说明，像民主体制一样，以上所讨论的五个主要非民主制度每一个都有自身的弱点；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必须是一个能够自觉运用多种制度来取得执政绩效的国家，一个能够在遇到问题后有能力改变制度配置的国家，一个能够运用选举民主作为政府执政根本合法性基础而又不迷信民主的国家。

美国大选面面观

2009-04-27T20:30:00.005+08:00

奥巴马

希拉里

化成天下第1383期

王建伟简介：1954年10月生，1982年、1985年分别获得复旦大学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0年至1993年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1994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94年至1995年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1995年至今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史地文博分校工作。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史地文博分校政治学系系主任、终身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座教授。研究兴趣包括：中美关系、亚太安全问题、美国外交以及美国国内政治。1995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和美国艾伯特•康斯坦特家族基金会1998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新教师奖和美国艾伯特•康斯坦特家族基金会奖；1999年获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研究和写作奖；2002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全校学术成就奖；2003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尤金•凯茨杰出教师奖。

以下是奥巴马和希拉里过去３个月的较量历程：
１月３日，总统预选启动，奥巴马赢得首站艾奥瓦州预选。
１月８日，希拉里在新罕布什尔州扳回一局。
１月１９日，希拉里再接再厉，赢得内华达州。
１月２６日，奥巴马以巨大优势赢得南卡罗来纳州。
２月５日，“超级星期二”，２２个州举行预选。希拉里拿下票仓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等９站，奥巴马拿下１３个州。两人几乎平分代表名额。
２月９日，奥巴马连下４城，赢得内布拉斯加州、华盛顿州、路易斯安那州和美属维尔京群岛。２月１０日，奥巴马赢得缅因州。截至当时，希拉里所获代表数领先奥巴马。
２月１２日，奥巴马席卷波托马克河沿岸的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奥巴马反超希拉里，以他所获１２００个代表名额领先于希拉里所获１１９０个名额。
２月１９日，奥巴马赢得威斯康星州和夏威夷州，系２月５日“超级星期二”以后连续赢得的第１１场预选胜利。

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成就、问题和出路

2009-04-27T20:26:00.010+08:00

化成天下第1387期

主讲人：于建嵘

主题：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成就、问题和出路

时间：2008年9月9日晚七点

地点：华中科技大学，一号楼一大教室

演讲PPT：

现场照片：

户籍制度的存废之争

2009-04-27T15:52:00.002+08:00

化成天下第1291期

一、户籍制度的危害

（一）户籍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大障碍。

构建和谐社会，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废除户籍制度、保障公民平等、实现迁徙自由却是在制度层面上消除隔离、走向统一、实现和谐的开始。
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是隔离型的制度，它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割裂开来，按照特权、等级、排序进行治理，保护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损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源头上的不公正日益成为仇恨、犯罪的渊薮，事实证明户籍制度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要求。
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差异，基本上都与户籍制度有关。户籍制度造成了人民事实上的严重不平等，如在求职方面，许多城市规定：某些行业和工种必须持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才能被录用，报考公务员也只能是城市户口者；在求学方面，许多农业户口的子女在城市入学不得不交纳额外的费用，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由于“户籍制度”而丧失。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享有不平等的权利，其根源是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户口簿不仅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且是一种资源享有权的证明。
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一个“准分裂”的国家。虽然中国的各个省、市、县、乡、村的居民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大家似乎更认同自己是“广东人”、“潮州人”、“福建人”、“温州人”，海外有“广东帮”、“潮州帮”、“福建帮”、“温州帮”，国内还有“北京人优越感”、“上海人排外”、“河南人受歧视”等等现象。户口是中国的准国籍，户口簿、身份证、暂住证是国内的准护照，1978年之前，人民只有持有介绍信，才能在国内“出差”；三年饥荒时期，许许多多的饥民出外要饭而被千里抓回，活活饿死在户籍所在地；2003年之前，许多外地人被收容遣送，被关押、虐待。现在，中国公民终于可以去国内的任何地方，也可以在外地工作，但本地人优先；可以去深圳，但要申请边防证；可以去香港、澳门，但要办理通行证；可以在外地居住生活，但要申办暂住证，相当于美国有效期一年的非移民签证，只不过非移民签证针对的是外国人，而中国各地的暂住证针对的是国内同胞。只有办理了暂住证的人，才是合法移民；没办理暂住证的，是非法移民。农民工在中国城市的待遇，和美国的非法移民的待遇几乎一模一样，甚至还要更差。比如，美国的法律规定，非法移民的子女也享有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在美国中小学生注册时，校方不能询问学生家长的身份。
可见，中国大陆确实是一个准分裂的国家，国家被条块分割化，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工作要拿“绿卡”，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却是“暂住”，地方主义甚至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德国十九世纪统一之前的邦国割据，各邦国各自为政，中央权力几乎不存在。
建设和谐社会，就要从改革极端不合理的制度入手，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有了好的制度，才可能逐步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只有废除户籍制度，实现迁徙自由、机会均等、统一管理，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和中央政府的权威性。
（二）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悖离、相冲突。

隔离型的户籍制度是秦汉专制时代的产物，那时“编户齐民”，目的是实行对臣民的严密控制；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实现了迁徙自由，农家子弟毛泽东得以走南闯北，在北大作图书管理员，不需办暂住证，也不用担心被收容；到了计划经济时期，户籍制度重新被捡起，并且不断被强化，那时人民外出要凭介绍信，国家严格掌握户口迁移指标，夫妻即使长期分离，也难以“调动”到一起；同时，城市居民粮油关系、福利完全附着于户口，而农民则义务交粮、高价购买生产资料，国家依靠掠夺农民实现畸形的重工业化。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劳动力市场化、国民自由迁徙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落后的制度形成了对改革的极大阻力，既得利益集团也总是逆潮流而动，阻碍着制度的改革——劳动力流动，被当作“盲流”；招聘人才，但不给落户口；在异地居住3天以上，要办暂住证，严格地说，每年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都违规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办了暂住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投资办厂、购房大多不能改变身份，于是，有了中国特色的词汇——“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似乎“农民”代表了与生俱来的无法抹去的贱民身份；城市里的脏活、累活都是农民工干的，煤矿的工人大多数也是“农民工”，一幢幢高楼、一条条马路都是农民工修的，城市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农民的贡献、国有资产超过一半是五六十年来农民的牺牲、奉献所积累的，可是农民现在一无所有——连土地也是租来的，宅基地也不是农民的。
（三）户籍制度是“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负责外地人的社会负担，不用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也不包括外地人在内。有专家统计，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剩余价值是1.9万元，全国有1亿多农民工，每年创造的财富至少为2万亿人民币；另据统计，由于国有银行不给农民贷款，农村邮政储蓄也只存不贷，因此，农村每年向城市流出6000亿人民币，进一步维持了城市的繁荣。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放任农村越来越贫困为代价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户籍制度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十分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但严重妨碍了中国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导致我国城市化速度的极其缓慢。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均高于工业化率，但中国正好相反，1978年时，中国的工业化率为50%，城市化率只有19%；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在8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40%。据新华社2006年2月18日电，南京有百万农民工，但五年只落户了4~5人，每年不到1人，获得南京市户口的农民工不到百万分之一。1994年美国有城市1050 座，日本有城市667 座，均比当时中国的建制市要多，但他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户籍制度既损害了农民、外来人口的利益，也损害了城市居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托达罗的人口流动理论，农村人口只要能够指望在城市中获得的预期收入高于继续留在农村的收入，那么他就会向城市迁移。这种迁移，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当然，事实上影响迁移的因素很多，不只是与收入相关，但无论如何，人为地限制迁徙，割裂市场，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按照梯博特（Tiebout）模型，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为零，推动了各个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居民自由迁徙，用脚投票，将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税收相当，达到帕累托最优。可见在中国，由于不能够自由迁徙，不仅社会公平丧失了，经济效率也损失了。
（四）户籍制度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际公约,妨碍了公民权利的实现。

1951年7 月16日，政务院批准公安部《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在城市中一律实行户口登记；1953年4 月，政务院发布《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同时制定了《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以便在农村建立户口登记制度；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制止农村人口外流；1958年1 月9 日，毛泽东签署主席令，颁布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此条例违背了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的条款。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的规定》，强调“从农村迁往市、镇，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从其他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加控制”；1975年、1978年、1982年三易宪法，干脆取消了自由迁徙的规定。
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是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的第12条第1款规定：“合法处在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受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显然，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国际公约相违背。
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很多人回避或者从来不敢正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及对自由迁徙权的限制所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国，人口多，人民的迁徙权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当中国社会出现种种不公平的事件时，人们只是震惊、气愤于地方政府或者某个领导人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没有人性。例如孙志刚事件，虽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但其背后的根源——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歧视制度却依然故我。
最大的人格是维护个人的尊严不受侵犯，最大的国格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如果中国不继续从公民权利方面入手，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而是一心只想做经济的庞然大物，那么中国的经济越发展，世界上的“中国威胁论”就会越有市场。

二、人口管理的办法

废除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系统进行社会管理，类似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将个人和家庭信息、就业收入以及财产情况、信用守法纳税记录、养老医疗低保等社会保障资料、甚至做义工、志愿者等事项一并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数据库中，按照身份证号建立社会安全网，建立可衔接、可转移、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将个人档案电子化、透明化，进入身份证管理系统中，供全社会有条件地查询，打破城乡界线、地区界线、城市界线，塑造政府与公民之间透明、互信的新型关系。
有了全国统一的身份证管理系统，假身份证、假学历、偷漏税、骗贷、骗经济适用房、骗低保等情况将会基本消失；以用工单位、房主、宾馆方面为基本责任者，登记身份证并且定期报送有关部门或者通过网络即时报送，有关方面将能及时掌握人口流动的信息，公安部门可以迅速打击犯罪分子；政府还可通过免费发放生日礼物、节日礼物，赠送急救卡、医保卡，吸纳为工会会员、协会会员等人情化温馨服务的方式，鼓励外来人员进行身份证登记。
公安部应当成立身份证综合管理局，统筹规划、促进身份证信息系统的建立，现在可以在各省市的现有身份证系统、信用信息系统的基础上进行衔接、联网。

三、户籍保留论批判

（一）户籍小改小革论。

一种观点认为，户籍改革不是取消户籍，而是剥离户籍的附加功能，为此，必须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将二元的条块分割的教育、医疗、财税、金融、住房、社会保障等体制统一化。由于统一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户籍改革难以有所作为。
而我们认为，与其坐等二元体制的一元化，不如通过废除户籍制度，促进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否则，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弱势群体权利的贫困，二元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中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只会进一步恶化，因此，实质性的户籍改革是遥遥无期的。
废除户籍制度，将迫使各级政府逐渐放弃二元体制，比如在财政上安排打工子弟的教育经费、取消回原籍参加高考的规定以及高考分数线的不公平政策、解决外来人口的医疗保险等问题。
（二）不平衡发展论。

一些人认为，因为中国的发展太不平衡了，所以，户籍隔离制度是必要的。这种观点的危害在于，不知道发展的不平衡、差距过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户籍隔离的结果，譬如户籍制度使得农民五十多年来损失了数十万亿元。
这里存在一个怪圈：因为发展不平衡，所以要保留户籍制度；而保留户籍制度，发展将更加不平衡，中国陷入了恶性循环。
美国允许自由迁徙，城乡一体化发展，所以比较均衡；中国不允许自由迁徙，城乡各自为政，城市只管各自户籍内的人民，发展就不均衡。
跳出恶性循环，只有果断地废除户籍制度，同时，国家建立规范的科学的公共财政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平衡各个地区、各个城市、以及城乡的投资，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国的和谐发展。
（三）大城市负载沉重论。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些大城市负载沉重，资源贫乏，人口过多，所以应当实行户口准入限制。可是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断地拉大，户口并不能挡住外来人口的拥入，只不过造成了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
而且，中国的大城市并不多，也不大，相对于人口13亿，中国的城市化要达到日本的水平，城市数量也应当增加7-8倍。日本东京拥有三千四百万人口，北京、上海也仅1千多万。
人口集中在水资源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大城市，反而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据研究，大城市、小城市、集镇的人均占地的比例为1：2：3.1，可见大城市更有利于节约土地。如果中国人口能够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也将有利于西部脆弱恶劣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四）外来人员犯罪论。

一些人把外来人员、农民工的增加作为犯罪率上升的原因，孰不知，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为富不仁，GDP上去了，但不接纳外地人，人为地制造了歧视和仇恨，以及放任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导致农民的极端贫困，才致使犯罪现象的增加。
如果永远维持城市集团与“流民”之间的界限和仇恨，那么不仅中国的治安形势不可能从根本上好转，甚至社会道德在恶法、恶制度的逼迫下也会进一步地沉沦。
在美国，有钱人大多住在“农村”，那儿人少，空气新鲜。富人有车，照样可以方便地出行、购物。穷人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纽约集中了全国60%的穷人。这些人在城市有廉租房，平等地接受教育，出行乘地铁，省去了不少生活开支。黑人犯罪占美国的70%，但没有人提出种族隔离，相反还要给黑人平等的待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降低其犯罪率。
（五）城市管理需要论。

一些官员认为，城市管理需要户籍制度；废除户籍制度，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拥入一些大城市；城市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其实，城市管理关键在于建立身份证信息系统，与户籍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没有了户籍限制，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昂、住房太贵、工作难找、教育医疗养老的障碍一时难以突破，所以，短期内不会有很多人拥入城市，而从长期来说，更多的人进入城市正符合中国城市化加速的大潮流。
中国城市也不会出现印度式的贫民窟。印度的贫民窟是由于城乡低水平的一体化、城乡没有制度化的差异，以及自由迁徙与民主制度造成的，而中国的城乡割裂的状况即使没有了户籍制度，也需要几十年才能够改变。
（六）各国存在户籍论。

有的学者抛出了各国都存在户籍制度的谬论。事实上，目前世界上只有北朝鲜和贝宁两个国家实行类似于中国的城乡割裂、地区分割、城市隔离的户籍制度，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身份证管理、人号或社会安全号管理等措施，它们与中国的隔离型的户籍制度完全是两码事。
中国现在已经是“大国崛起”了，不应再回避公民自由迁徙这个基本人权。
废除户籍制度，正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着力点。不然的话，中国社会将永远没有公平、正义，只有特权、歧视！

大学的屈从及其危害

2009-04-27T15:49:00.007+08:00

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博士，并集广东省行政学会、伦理学会、儒学会常务理事等身份于一身。他言辞犀利，针毡时弊，畅快激荡，他被称“沾了匪气”的文人。

2008年12月17日晚，华中科技大学西五117座无虚席。

“当今大学的道义感在冰点一下！”

剖析当今大学之势，任剑涛凭借自己多年各国参观考察经验提出，美国的大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节约成本资源，效益产出翻倍。而谈及中国大学，任剑涛指出也不必向往战时那个所谓的“最理想的”西南联大，“它是无法复制的，留恋无益！我们要的就是能够规模化生产、规模化成才的大学！”
“说到改革开放，我认为：思想解放不如自由思想！”他首先抛出“异端”论调：“大学的灵魂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谈到今天中国大学的环境，他说，作为整个社会组织的一员，大学不具有独立的社会法人地位，教学、学术、研究等考核指标化、数量化，这种种物化目标的做法使大学正逐渐丧失组织特征。
“大学内部运转混乱，教学效率低下，研究水平‘流氓化’！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内部的无序化，”任教授颇有几分义愤“行政、管理、教师、学生，这四种大学主体力量边际失衡，科学家被物化目标所缚，无献身科学的精神，光知道剽窃，使大学彻底地丧失了自我反省能力，道义感降至冰点以下！”

大学的屈从状态

连续两天的讲座火爆异常，任教授都是激情满怀，他说，执教26年来，没有一节课没有充满着激情的“吼”，“我虽然不敢说是中国最优秀的教授，但绝对是最有激情的！”台下掌声雷鸣。谈及大学屈从状态，任教授不屑于北大清华的霸主地位：“中国大学普遍屈从，屈从于权势，追逐市场热点设置专业，屈从商业力量，在接受捐助是出现‘有奶便是娘’的怪诞现象，无法引领社会潮流，反被社会牵着鼻子走……”
任教授被学界同行称为“南中国自由主义旗帜”，自然是敢说。他直抨大学行政化带来的学术和思想不自由，大学屈从于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党政理念，“这种刚性约束让大学在资源部署和运行细节上处于屈从地位。”
“这样屈从的危害，就是民族精神的萎靡、社会精神涣散！”任教授说，日本、韩国、中国被称为最不自信的国家，“以小国心态扮演大国角色，以不断的民族精神叫嚣来掩盖无能，这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
他赞扬邓小平的远见卓识，要先埋头苦干增强实力，“否则，历史的逻辑是冰凉的。”大学提供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理性认同，大学不兑现大学理念，又如何振奋民族精神？“

如何维护大学尊严

任剑涛教授自爆被他的学生亲切的称为“涛哥”，“但要我崇拜胡锦涛那是不可能的！”台下一阵大笑，“我也具有独立人格嘛！当今时代不再是个人英雄时代，而是组织化时代，组织自身具有强大的内在生命力。而个体只有上升为组织的象征性代表才有可能获得尊重，但不可能代替整个组织。” “大学作为整个社会组织的一员，其自身被分配的任务就是产出知识！大学里的一切要以知识创造和传播为中心，四种大学主体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
具体怎样做？这位批判家阐明了他的建设意见。
“校长就俩任务：找钱、挖人！理科工科要惯着，文科要养着。”他认为，作为行政代表，一定要有宏观决策意识，高屋建瓴。“管理人员提供优质服务，让教师和学生在一个高雅舒适的环境进行知识生产；教师不能功利化世俗化，要有学无止境的意识，要接受来自学生的挑战和压力；大学生要有大理想，不能物化目标，要追求卓越，当然也要有些以创造为基础的越轨意识。”
“这样，大学才能维持其尊严，真正的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

以上文字稿及图片来自华中大新闻网

群体性事件与和谐社会建设

2009-04-27T15:47:00.004+08:00

化成天下第1386期

2008年9月8日，东九C103教室座无虚席，题为《群体性社会事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讲座正式开讲，主讲人是来自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

演讲PPT：

现场照片：

文字整理：

各阶层为维权而发生群体性事件
于建嵘教授对各阶层的维权的特点进行概括，农民的以法维权，工人的以理维权，市民的理性维权。农民为土地问题进行维权，工人为劳资纷争维权，市民为拆迁、物业等维权。土地问题目前依然是三农问题的焦点，农民土地抗争的地域分布发生了变化，农民土地抗争的冲突在变化，农民抗争的语言
发生了变化，抗争过程中的外力介入情况不同以往。中国农民关于土地问题的当事方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土地抗争的冲突程度都变得激烈得多，而在抗争过程中使用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再加上现在有外力介入，特别是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在处理土地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会动用黑社会的力量来压制农民，引发群体性事件。
6月28日于贵州瓮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恰能证明上述群体性事件特征的变化。工人维权主要原因是以劳资纠纷为主包括国企改制、社会保障所带来的一系列利益冲突。工人以理维权不是道义经济学中的生存伦理而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也就是说工人具有理性的政治思维。于教授认为，工人阶级反而秉承了一种义理，而非道义经济上的生存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政治伦理，斗争的原因也远较农民来说，复杂得多。劳资冲突，在未来可能会演化为工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于教授幽默道：“工人阶级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那么共产党就理应保障我们工人阶级的利益’。”
市民维权的引发因素主要是拆迁、物业冲突。市民维权产生的冲突明显表现出暴力增多的趋势。市民所经历的环境和所受到的教育，都决定了他们维权更有科技性，更理性，更讲求联合。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利益冲突的急剧激化所导致的。当然群体性事件也包括恐怖事件和宗教冲突，但目前中国社会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以利益之争为主，其目的的经济性大于政治性。它不是权力之争，其超越了民主而于民众的直接利益结合。
于教授同时提出了担忧，如果司法做不到公正而使利益之争无法解决，那么随着第三势力的形成，维权活动也有可能从经济权益向政治权利转变。群体性事件维权的经济性大于政治性，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作为对应的另一个概念，比如瓮安事件，就不能作为一种维权运动来讲，而应该叫做社会泄愤事件。
于教授将瓮安事件定性为社会泄愤事件，而社会泄愤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以及政府管制不合理这个由于建嵘教授原创的概念相当精准，特别是容纳了突发性强，参与者并没有直接利益冲突这两点。作为社会泄愤事件，其实就是借机表达对社会的不满。
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对策
社会不满群体的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国家体制的不合理，必然导致包括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离退休干部、退伍复员军人、底层知识分子等主要社会不满群体的大量存在。社会不满引发国家合法性危机，这就需要提高国家管制能力。司法不公正，国家合法性危机就越凸显。司法公正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于教授提出了司法制衡的核心目标和制度构想，主张真正实现法治社会的宪政和民主。
解决群体性事件需要智慧，需要寻找最大利益。于教授指出，要解决中国目前客观存在的社会冲突，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需要合理建立社会利益的表达和博弈机制，重构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努力提高国家管制能力。

这一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2009-04-27T15:46:00.004+08:00

化成天下第1452期

2009年3月5日晚上，历史学家，人文学家，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学勤在西五楼117一大教室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名为《这一天：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精彩讲座，下面请听录音。

改革开放三十年

2009-04-27T15:45:00.003+08:00

化成天下第1453期

2009年3月6日晚上，历史学家，人文学家，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学勤在西五楼117一大教室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名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精彩讲座，下面请听录音。

在反华浪潮与狂热民族主义之间

2009-04-27T11:39:00.010+08:00

化成天下第1363期

演讲主题：在反华浪潮与狂热民族主义之间

主讲人：梁文道
时间：2008年4月26日（周六）14：30

地点：华中科技大学招管理学院学术报告厅

讲座前在整理思路的道长：

讲座时的道长：

讲座之后的接受采访的道长：

讲稿全文：

对不起，我下午习惯喝咖啡，大家不抵制这个吧。（星巴克的黑咖啡）

非常感谢李校长、谢谢欧阳书记，以及谢谢在此帮忙协助的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今天来到华中科技大学，真的是很高兴。因为刚才在校园，虽然只是路过一小段地方，但我已经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学校。我刚刚在一个房间里面看出来的时候，看到很多树，本来想歇一下的，但我都忍不住盯着树看，我没想到一个大学竟然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树。对我来讲，树是一个学院的灵魂，因为一切都教育都是从树下开始的。释迦牟尼悟道、觉悟是在树底下开始的，耶稣最重要的讲道是在山上的树林里开始的，孔子有杏林，世界上所有最伟大的教育、教师都是从树，有树的环境下开始他们教育的，我想，一个有这么多树的学校，一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校。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谢谢。

其实呢，今天讲这个题目，一开始我还在想会不会有点敏感，好像最近大家很热闹，对这个题目的讨论或种种的行动，但是后来，我昨天收到贵校的一份校报《青年时代》，是你们学校的，对不对？《青年时代》的一位主笔的名片。我发现这名片很有意思，这名片的背面印的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新闻工作者，我们这行的前辈，是南方周末道现在负责编辑评论版的一位编辑，叫鄢烈山，鄢先生他的一段话，“人人都会有青年，但不一定会有青春，只有那些富有青春激情的创造者，为推动这个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建树的人，才会在时代的年轮上留下印记，不算妄度了青春”。我觉得这番话说得非常好，那么这番话正正说明最近我们面对看到的很多问题，以及大家必然会有的各种情绪反应，乃至于愤怒，那这都是一些非常非常可贵的情操。我常常听人说，现在国家有很多的人被称为“愤青”，这个“愤青”的“愤”，为了表示对他的诋毁，我们把这个“愤”改成“粪便”的“粪”，那接下来又有各种简称，叫“粪粪”，还不止是粪便，还是双重的粪便。那么，我自己并不赞成这样的一种说法。我觉得在这种年代，我们实在太需要真正的愤青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去愤怒。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去愤怒呢？很老实地和大家讲，今天我们国家虽然很强大，但是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如果大家平时看新闻，知道旧城里面的拆迁户，他们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困境，他们怎么样被逼离开自己居住的家园，然后他们以前居住过的土地、房子让出来给一些土地开放商，一转手盖了新的大楼后，以不知道高出多少倍的价格卖出，而这些原来住在这片土地上，住在城市中心的人却不知道被迁移到什么地方，我们该不该愤怒？当我们看到很多农民工进城，为我们各大城市，包括武汉在内，这么多漂亮宏大的新建筑在做工地上最痛苦的工作的时候，大家知道吗，中国建筑工人的死伤率，数字是相当之高的。我现在走进一栋崭新的大楼或酒店的时候，我几乎都能感觉到在那些钢筋水泥背后有多少幽魂在里面。他们得到合理的赔偿了吗？他们得到大家都尊重了吗？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不要愤怒？当我看到我们国家还有这种问题，那种问题，各种各样不合理的现象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愤怒？我们当然要愤怒。而年轻人的愤怒，总是能改变我们的社会，我相信这点。我过去相信，现在相信，将来还会相信。那什么叫真正的愤青呢？当我们看到我们面对不合理的待遇，我们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即使那些事情不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会感到同情共感，我会在想什么叫作公益，什么叫作正义。为了这些事情愤怒，难道不是一个年轻人，尤其是一个年轻学子，尤其是一个年轻大学生该有的高贵情操吗？这当然是了。但问题是，我们这种愤怒该怎样把它转化为一种实质的力量呢？我想起来，就前几年的时候，当很多年轻朋友在想，日本跟我们有种种的历史问题，而掀起一股反日的浪潮。那时就说我们的愤青太激动，我就在注意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大家知不知道，在广州曾经有个很重要的公墓，那个公墓是什么呢？大家听过孙立人将军吗？听过吧，孙立人，孙将军当年他是国民军队，当年二战结束，抗战结束之后班师回朝，回到了广州。他回到广州之后，想起他当年许下的一个诺言，他当时带的是一帮热血青年组成的青年军远征滇缅。当时他去的时候他就说过一句话，带多少人去就带多少人回来。当然有无数人战死沙场，但是他们的骸骨我也要带回来。带回来怎么办呢，在那时候？他就在广州寻了很多地方，找了很多地方，特别看中一块地方，觉得是个好地方，要做一个公墓。要把那些他没能够活着带回来的子弟兵，为国捐躯的年轻人葬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下令在那边掘了个公墓出来，然后葬了他们，留个牌楼。后来，这个墓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里，历经风霜，被毁坏了。如今孙立人将军手书的一个纪念碑所在的碑楼，是广州一个菜市场的一个公共厕所的一部分。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我去过几次。最初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去纪悼英魂，然后我看到这个地方，看到它今天的面目，我每次都非常非常的难过。如果当时我们反日的热情能够拨出一点点去关注这么一个就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事，而是我们管得着的事，结果会怎样？我们能不能容许这些为国捐躯为抗日牺牲自己挽救国家的年轻人，我们的前辈，他们身体现在被埋在一个菜市场底下？为了纪念他们的碑文碑帖就这样变成厕所的一面墙呢？能不能？

不过大家不要被我吓怕了，好像今天很严肃，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情况可以换种很轻松的角度来看。什么很轻松的角度呢？我今天在武汉的时候，得到郭老师的提醒，我发现原来再过几天就是当年美国所谓的误炸我们南斯拉夫大使馆十周年的日子了。那么当年，也有很多同学，我们学校也组织出去做了些集会、示威和游行。原来一眨眼就十年了。然后我就回想，在这十年里面，我们反过美，前几年我们上过街反日，最近我们反法。这十年里面，我们分别大规模的反对过三个国家。后来我突然想，我不是招逢什么，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假如再过几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成长起来，在社会上工作，大家认识了，聊起来，那就会发现我们成长的经验成为我们的共同记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大家到时候会怎么聊天呢？你多大岁数啊？我反美的。喔，反美的，那你呢？我反日的。我反法的。哈哈。我们可以用反美、反日、反法来界定我们是属于哪一代的。如果按照每三年我们反一个国家的频率来算的话，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反韩，我觉得也快了。世界上还有一百多个国家，让我们继续再这样反下去。那我们中国会不会出现一代的，或两三代的年轻人，他们的共同记忆就是活在反某个外国的，这么一个集体经验当中呢？这样一个集体经验带给我们到底是什么呢？我刚才在吃完午饭后再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我们当时做过了什么？我们当时愤怒的是什么？我们出去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刺激起我们？我们在这个活动中对外国的想象又是什么？

这个对外国的想象就是我今天想要谈的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常常出现一个字眼，叫“反华浪潮”，反华浪潮前面往往还加一个词，叫“西方反华浪潮”。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好好去分析的概念。什么叫“西方反华浪潮”呢？首先讲“西方”，西方是一个非常笼统，非常模糊的观念，其实。当我们讲西方的时候，你指的是哪个西方呢？你指的是美国？英国？还是指的是冰岛？爱尔兰？列支敦士登？你说的是哪个西方呢？土耳其又算不算西方呢？什么叫西方？所谓的西方，跟东方一样，都是一个很模糊的集体概念，而这个很模糊的概念被我们放进去的东西，它们彼此之间不能够，就把它们很笼统地看起来就一团，有本质很固定的东西。就等于东方一样，过去很多学者谈东方主义问题的时候，谈的就是这点，对不对？什么是东方呢？很多老外说你们东方人，哪个东方？你说的是日本吗？我们中国吗？印度吗？阿拉伯人吗？甚至到埃及都被认为是东方。大家想想看，我们和埃及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我们跳肚皮舞吗？呵呵，什么叫东方？是什么可以把我们团结起来？没有。真正让我们成为东方的，不是我们和埃及人有多像，我们和埃及人分享什么东西，而是一种西方人的偏见。在西方人的世界观里，他们很模糊地认为这一大片地方就叫东方，他们有些共同的地方，有些共同的素质，有些共同的文化。而我们，自己被包括在东方的这些人，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事实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同样，我们反过来看看，“西方”也是如此。当我们说西方有反华浪潮的时候，西方的很多人会觉得很冤枉啊，他们会说什么叫西方啊？你说的西方是谁呢？你把谁算进西方里面呢？而当我们说西方反华的时候，又出现另一个东西了，就我们有时候会倾向于认为最近我们目睹的反华浪潮是一个很大的阴谋。那这个阴谋是一定要有人策划，有人策划后有人要执行的。当我们这么假设的时候就把这个反华浪潮想象成为一个非常有组织，很精密的东西。就先有一群人躲在后台策划好，哼哼，中国，得好好搞一搞它了。这回该怎么搞呢，先策划好阴谋。策划好了，有阴谋了，交给谁去执行呢？嘿，CNN，去搞搞它！好，我去截图。好，BBC负责什么，给它来段什么。就大伙分头去干了。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所谓的，就拿最近西方媒体的扭曲我们关于西藏事件的报道来看，这里面，很坦白地讲，以我对媒体粗浅的认识来看，我不大相信是这样一个有精密策划的行动，这太困难了。我觉得你要说服时代周刊，CNN，BBC，德国明镜，这么多不同的媒体，叫他们的总编辑坐在一块，或者越洋电话开个会，怎么样恶搞一下中国。大家这么听了，都觉得很好笑。所以这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那么有组织的，对中国集体地扭曲。相反，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共识之下的产物，什么叫做制造出来的共识呢？就是在这次西方反华浪潮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存在于某些媒体之中，他们某种对世界的看法，他们某种价值观的反映。而这个价值观，这个世界观会蒙蔽了他们自己的眼睛。我们常常说新闻媒体要追求客观，特别是过去我们一直有个浪漫的幻想。这次事件给我们最好的教育是什么呢？过去很多人都认为我们中国自己的媒体是不可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的媒体不够独立。西方媒体理论上是很独立的，所谓独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像CNN，它是不会听政府的话的，理论上它不是一个政府的下属机构，它是一个独立的商业媒体机构。它是独立的，就应该可以是客观的。客观是什么呢？我再引用贵校校报《青年时代》这个名片上面有一行字，“Fact is fact; view is view.”，事实是事实，观点归观点。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这叫做新闻的方法：事实摆出来，观点放一边。先陈述事实，再谈我对这个事实的看法，这叫观点。我们过去以为西方媒体都做得到这点，结果这回让我们发现不是的。他们的view，他们的观点会反过来影响，跟遮蔽了他们看到的事实，会指引他们注意到哪些事实，没注意到哪些事实，是不是？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有个什么阴谋，而在于这些偏见背后的世界观是怎么形成的呢？是怎么样的一套东西呢？再分析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所有最近我们在各个网站上看到的西方媒体它的各种扭曲，错误的、造假的、局部放大的报道跟图像的处理，它反映了出来的这种偏见，其实讲的是长期以来他们有固定看法，这个固定看法有几个方面。第一，关于西藏问题，他们觉得西藏是一个49年前独立的国家，后来被中国侵占了，侵占之后肯定要暴力镇压一下，暴力镇压就很惨了，到现在都还在压着呢，修青藏铁路是为了快速运军队过去，去平暴，等等，当时很多这样的故事。真的，这些说法早就出现过了。这是一点。第二，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是个很封闭的政府，它对媒体是很不客气的，它对媒体的掌控如此牢实，使得任何中国媒体的报道都是不可信的，包括后来我们在中央台上看到我们种种的澄清和发表的声明，让大家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们本能上觉得这是不可信的，为什么？因为你“中央台”嘛。外国人是不信中央台的，我不知道我们信不信。这件事我们信，别的时候不一定。恩，不，呃，我不应该批评我的同行，哈哈，我太信了，哈哈，我不仅信，而且，只信中央台。这个，恩，那么他们就不信。他们不信的时候就觉得你们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是被扭曲的，再下来呢，他们就觉得他看到的东西，比如看到些图片，为什么会作出盲目的行为，那个图片明明是我们的救护人员在救援一些受伤的人，他却偏偏把它变成我们在逮捕一个西藏和平示威分子，为什么会扭曲成这样呢？这都是一些很系统的偏见底下的作用。当然我看一些西方记者，坦白来讲我也认识一些大家所痛恨的驻华西方媒体的记者，我认识几个，他们那几天心里很恐慌，你们知道吗？前阵子和我说，他们有些也有孩子，他们说家里开始收到恐吓电话，然后他们的博客上有留言，用英文写着“你们的名字会被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私下和我开玩笑，“我名字被钉在中国耻辱柱上，那我赶快回美国”。那么，他们开始恐慌，但是他们有这么一个说法，大家可以不同意，这个说法挺有趣，他们说当时他们能用的东西很少，能够看到的东西很少，当时西藏一出事，他们首先被赶出去了，所以有几天的真空期，他是没办法去做采访报道的。他们没办法做采访报道，又是被赶出去嘛。我们是说为了他们的安全而请他们出去，我们的说法是。在他们来看，这一定就是有问题了。从他们的习惯看，不晓得中国政府打算干什么事了，就先把我们清场赶出去，所以我本能地要先怀疑你。而这是很多西方媒体的一种本能，他们对很多政府行为本能上先不相信。那么当然，在过去几年我们看西方媒体有太多问题，比如，特别是911之后美国的媒体是怎样被美国的政府很系统地用很细腻的现代的这种政治沟通工程去操控他们，是有的，但他们本能上是会去怀疑政府的行为，用意在哪里？由于经过种种的偏见和盲点，就形成我们所看到的扭曲报道。而这些报道本身，并不是，我再重复一遍，不是一个很系统的经过策划的阴谋，执行得很精密的这么一个过程的结果。可是呢，我们很多人却偏偏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集团阴谋在背后，我们甚至认为这是代表了一个集体，我们想象中定西方世界，他集体地从上到下对待中国的共同想法，共同的扭曲，共同的偏见。所以我们的愤怒会一下子从对个别媒体的表现迅速上升，上升到一个对总体，对一整个国家，它的国民，乃至它的文化的否定。比如说，今天我喝咖啡，我就不敢叫caffelatte（拿铁），caffelatte是法国人发明的。恩，喝普通黑咖啡就好了，别喝caffelatte，黑咖啡是阿拉伯兄弟发明的，我们喝这个。

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跳跃得这么快，我们是不是某程度上犯了跟很多西方媒体这次所表现出来的同样的毛病，同样的逻辑呢？这个逻辑，就是一个很简化的逻辑，就是把局部迅速上升到整体，把个别上升到全面来看，而这个整体被放大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举个例子，大家知道最近一些媒体的表现常常被人批评。比如，我自己也参与写作的一份报纸《南方都市报》，听说最近成为了反华媒体，因此我也是反华媒体的一分子，于是就被推论出来，我是反华势力在华的代言人之一。哈哈。这个倒不奇怪，我一向都被人认为是汉奸了，已经。汉奸的理由是什么？我发现很奇怪，过去多年我写一些东西，我发现我所写东西的观点，当然没有内地很多同行写得好，但走到路线差不多，但他们没被骂是汉奸，但我被骂是汉奸。后来我明白了，我是香港人。为什么香港人是汉奸？因为香港被殖民统治过，所以香港人是很值得怀疑的一种人。我今年三十多岁，有二十多年活在英殖之下，所以我身上的血液因此有三分之二还残留着这种毒血，要把它们放干净，换一换血，比如待会各位给我换一换血的话，我就能做回纯正的中国人。那么，我们很多很多这样的想法，就认为《南方都市报》是反华媒体的主要理由是，其中的主笔长平兄，长平先生他写了一篇文章，呼吁新闻自由啊等等，那太反华了。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很可笑，为什么呼吁新闻自由就能反华呢？我马上回想起，我对我们的建国史还是稍稍有点皮毛的认识，以我粗浅的记忆，我记得当年毛主席写过很多文章痛批过国民党政府，其中最大的一个控诉，就是控诉国民党政府不给我们老百姓新闻自由，不给我们知情权，这都是我们革命先烈呼吁过的东西，要求过的东西，怎么今天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个西方的东西？这就是一个简化的逻辑。看到法国有人上街抗议我们，有媒体扭曲我们，恩，接下来我们就说这是个阴谋，接下来是个西方国家的反华阴谋，接下来所有我们认为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所谓的民主啊，自由啊，新闻的客观自由啊，等等，全部都是西方的东西，全部都是一种阴谋。再这么推理下去的话，我们可以推理到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比如我的衣服就不该穿了，这叫西装。我们要重新检视生活中有多少所谓西方的痕迹，把它们全部都扔掉，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抵制法国货，前年抵制日本货，前阵子有人鼓吹抵制韩国货，这种抵制一个国家货品的爱国运动其实由来已久，全世界各地在过去反殖民运动都出现过。这就让我想起来，中国大概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当时中国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发起“抵制洋货，爱用国货”的运动有个特别的时代特点，就是当时的中国面对很庞大的出超贸易问题，也就是你在中国市场上看到的很多产品都是所谓的洋货，而当时对我们本土工业、产业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按照惯例，一个国家是可以通过调节关税来控制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状态，我们没有关税上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民，我们的政府发起呼吁“用国货，要罢用洋货”这样的运动。但一谈这个，当时就有一个很大的争论，什么争论呢？就是争论该怎么界定国货和洋货。比如穿西装算不算洋货呢？后来大家说穿西装不算。为什么？分析要从下面四点来分析，各位如果接着这几天还要杯葛法国货的话，还要谨记这四点。将近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发明了分析一个东西是不是国货的四大原则。第一，看它的资本，它的资本是不是中国的资本；第二，它的经营者是不是中国人；第三，它的原料是不是中国产的；第四，它的劳工是不是中国人。满足这四大原则的就叫国货。所以，一件西装，只要它的原材料是中国产，做它的师傅是中国人，经营的经理是中国人，投资者也是个中国人，它就突然不再是个西装了，它是件国货。反过来，你要是穿了件唐装，由于它用了日本制的丝绸，所以它就不是国货了。记住了，记住这四点，我们下次买东西的时候要拿下来好好分析一下这是不是国货。我们前辈当年在做这个的时候，面对很多问题，我们现在也都看到了，当时的商人在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发财机会，什么发财机会？也就是鼓吹大家要爱国，他们可能出现过一些很不好的商品，明明生产出的是次货，有骗人，又有假货，又掺水，什么都有，但他们突然说，我们卖的东西虽然不怎么样，都是国货。我们做的东西或许你吃了会有毛病，但我们爱国。哈哈。为了爱国，我们牺牲一点点算得了什么呢？这样的言论也就出现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当时都搞出来了。当时有些爱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搞爱国的运动，要抵制洋货运动，他们当时有列名单出来，通告全国国民哪些公司卖的东西是我们要杯葛的，我们要抵制的。而当时有些编这种名单的学生领袖偷偷地跑去恐吓一些商人，说如果你不给我钱，我就把你的名气弄上去，你要给我钱，我就把你分析成是国货。结果有个学生领袖在二几年的时候就被揭发，还好，好在当时有个更爱国的学生团体，叫铁血团，铁血团的学生就把这个学生领袖暗杀了。当时爱国爱到这个程度。我们今天当然不鼓吹大家干这样的事了啊，各位。

我刚才讲这堆国货洋货，我想提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有个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我们要注意现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是个很短的过程。虽然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但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谜团，什么谜团呢？就是世界上每个民族都说自己的民族历史很悠久，但它真正有这个民族意识，意识到自己是个民族，本身的这段历史却是很短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百多年前我们的革命先烈他们特别强调我们中国人要有国民性，要有民族主义，为什么要呼唤这个？因为当时的人不大知道什么叫民族，当时没听过。民族当时是个外来语，当时的人不知道什么叫民族。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年的历史里，我们民族的热情，对民族的认同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它透过跟很多的物品、物质的东西发生关系的。这是一位学者最近出版一本书的研究，大家可以看看，那本书叫《制造中国》，非常出色的一本书。这本书里提到很多这些东西是如何通过被命名为国货，我们去消费它，哪些东西被命名为洋货，我们去抵制它。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培养出一种民族的认同感。而再看看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连串的东西被国家化，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开始出现国花，国歌，国宝，对不对？比如说故宫里面的宝贝，它原来是皇家的，私人的珍藏，但后来突然变成不是属于皇室一族的东西，而是全国的东西，国宝。那今天还有什么东西是国宝？熊猫也是国宝。熊猫怎么会是国宝呢？这是我想了很久也想不懂得问题。当年我在香港，香港有个名人，我们以前财政司的司长梁锦松后来娶了伏明霞，当时说的是娶了国宝。因为我过去心里想的国宝就是熊猫嘛，哈哈。我也想娶个国宝回去，挺可爱的。熊猫是怎么成为国宝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是自然界的东西，它们是如何也有了个国家的身份。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它本来是自然界的，不属于任何人，它是恰巧在你这个国家的国界范围之内，它就如何表现你这个国家的国民性呢？它和国家的国民性有什么关系呢？熊猫如何代表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呢？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东西。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把一系列的东西都国家化，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培养出一种爱国的热情。比如看到一些自然的风光山水，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看到山水你就会很爱国，当然看到伏明霞你也很爱国，看到熊猫你也很爱国，看到牡丹你也很爱国，看到国产烟你也很爱国。我们这样的情绪是透过这样一件一件的其实它背后的机制还很神秘还有待解释的事件发展出来，呼唤出来的。这个东西构成了我们民族认同和情绪培养机制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当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民族认同的东西出来之后，它首先要认同我们身边的东西，它还要一个参照系，我先要找到对方才能认同自己。比如说，我怎么知道我是我，首先要有你的存在，我跟你不一样，我才知道我是谁。同样的，中国人如何是中国人呢？你要说明中国人和其他地方人的分别。我们当时找到的最大参照系，就是所谓的西方。而在这样的对立之中寻找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认同的时候，无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逻辑上的暴力。所谓逻辑上的暴力，就是简化和粗糙，就像我刚刚讲西方人为了认为自己是西方，他就必须要找个东方出来，甚至是幻想的东方。有没有听过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今天我们讲莎士比亚是英国的国宝，英国人觉得他们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出了莎士比亚，过去虽然莎士比亚在文坛上面大家很尊重，但他没达到国宝的位置，那是英国文学在十七世纪以前，在英国的教育体制以内，不被认为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教育，跟国家没什么关系。什么时候他们才觉得英国文学很重要呢？那是当英国变成一个庞大的帝国，开始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当时英国人在殖民时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们一方面觉得自己是天朝大国，日不落帝国，文明先进，要殖民别的国家就是要让别的国家跟上他们的文明步伐，要被他们解救出来。但是他们碰到了印度。印度对英国人来讲是很大的难题，难在什么地方？第一，他们觉得印度人很落后，平常坐地上（文道突然发现前面的同学是坐在地上听他的讲座，大笑起来，感慨了一句“我们都是东方兄弟啊！各位印度的朋友。”），用手吃饭，但再看下清楚，看下去，他们发现印度文明居然那么了不起。这个文明，它的内核，它的精彩，它的深远，尤甚英国不知道多少倍。英国的祖先萨克逊人在茹毛饮血的年代，印度已经出了佛陀一千多年。那他就慌了，你知道吗，那英国人。他觉得来征服蛮族，搞半天他才像蛮族，那怎么办？这时候他回头找国家的骄傲在哪里了。英国文化的精髓在哪里？他找到了，就是英国文学，英国文学里有谁能和印度两大史诗比拼呢？莎士比亚。整个英国文学史，跟英国人国家的骄傲，national pride这个东西的挂钩是在他们遭遇印度之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国家的骄傲，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对我们国家的文明，对所有东西的发掘跟认识都来自我们遭遇外国，遭遇外人。那在这个过程中，同时我们还简化了外人。英国人对印度人向来有种很简单的看法，透过这样的看法，他才能维持自己对自己的认同。今天的中国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是西方当成一个笼统的镜子，一个他者，来看到我们是谁。正是因为我们把它当成对立面，特别是在最近发生了这么多风潮里面，我们才会很轻易地归纳出一堆也被我们接受的价值观，比如说讲民主，讲自由，讲新闻自由。这都是共产党前辈争取过的东西，这都是我们平常都认同的东西，今天我们却说这是西方的阴谋，把这些价值归到一个对立面上去看。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妙的逻辑，而这个不妙的逻辑所引致的后果可以是很危险的。危险在哪里？我待会回来再说。

我们接下去，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发生呢？我觉得我们过去几年，过去十年来，我们中国国民的情绪之中有种东西很有趣，什么东西呢？我具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还没写，这篇文章整篇没有一句话是我写的。我全部都是抄人家的句子，集合而成的一篇文章。抄人家什么句子呢？句子是这样的，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看过，我们网上随便找到都有这种句子，句型和句式是这样的，“是中国人的，就该XXXX”，“你不这样这样，你还是中国人吗？”。然后我做笔记啊，找了大概两百多个这样的句子，里面讲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前阵子华南虎的时候，我看到网上有网民骂那位号称发现华南虎的老农说，“这种事你都干得出来，你还是中国人吗？”。那么，有时候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国足某两场踢得很烂，“球这么踢，你还算是中国人吗？”。我把这些句子放在一起，归纳起来，发现做中国人真难！球踢不好不叫中国人，不排队上车也不叫中国人。这些句子表达出来怪的地方在哪里？比如说华南虎造假的事情，其实你用不着是不是中国人，作为人类都不该造假的，对不对？可是有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偷东西，打劫，杀人，放火，网上很愤怒就骂他，“你算是中国人吗？”。我就奇怪，难道他是美国人就可以了吗？那英国人就能杀人放火了吗？世界上就中国人不杀人放火吗？但这是为什么？本来我们谴责这种行为，我们应该用的是普世价值观。这是普世价值，人不能杀人。各位可别告诉我这也是西方的阴谋啊。人不能杀人，这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良心底线。我们为什么谴责犯了人类最根本的良心底线的罪恶时，都会把它拉到一个中国人的身份问题的高度呢？它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这十年我们对身份的一种焦虑。什么焦虑？我们想知道我们是谁？中国人是怎样的人？所以这些话其实全部都在暗暗地定义着什么叫中国人。我们对中国人是什么人，要包括什么样的素质，要做什么样的行为，的一种想法，隐含了这么一种欲望。我们很关心我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我们天天都在探讨，面对很多问题，在想怎样才能做更好的中国人。于是中国人就变得不是一个客观的身份描述，它变成什么？它变成一种道德上值得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就是做一个中国人，是人生中一个莫大的追求。以前正常情况底下，一般说你想做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说我想做个好人，对不对？我追求的一种价值，我要做一个自由的人，我要做一个仁慈的人，我要做一个成功的人。但现在在很多人的身上看到的是什么呢？他追求的最大理想是，我要做个中国人。你本来已经是了。你本来已经是中国人。那为什么你还说我不够，我要做中国人。你就看到了，中国人不止是个身份来，是个价值和理念，是个价值的理想。由于它是价值的理想，所以我们才会把它看成是种道德判断的源泉。一个人偷东西，我们不会说他犯了盗窃罪，我们说他不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变成一种道德判准。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当然在哲学上面，我们知道有些政治哲学家，比如一些社群主义者会认为一个国家它传统分享的文化会界定出一系列的道德源泉，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观，这是对的。但我们现在运用到情况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由于我们今天有种集体的焦虑，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焦虑呢，最近十年？做中国人对我们来说，本来是再天然不过的事情。但我们为什么那么忧虑我们是不是中国人？这是我们过去十年间，我们面对内部的和外部的大环境的变化，出现许多不协调和不适应。这些不协调和不适应，非常集中的表现在最近的事情上面。怎么讲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就会说，中国人不能再让人欺负了。像这回，我们不能再让人欺负我们了，我们要给他们颜色看看，我们不是东亚病夫了。这种说法好像仿佛在说，我们今天是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就是法国佬要打过来了，各位。美国，英国要带着舰队要赶来，塘沽口再炸一回了。几乎要达到这种程度了。这正正是我觉得很怪异的一种心理。我能够明白我们过去所受过的教育，对历史的认识告诉我们中国过去曾经处于那么一个凄惨的状态，可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是不是完整的自我认识呢？是不是客观的自我认识呢？

我们再看一下所谓的西方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反华浪潮呢？很主要的理由在哪里？就是对他们来讲，这我最近也写过，就是中国变得太大、太强，而且它变得太大、太强的过程还太快。仅仅在五年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别人说过，中国是所谓的世界强权，没有人说过这件事，大家只是预言中国会很厉害。但是到了今天，各位，你们去看书，我这回在香港机场上来的时候，在机场书店买了两本新书，都是新出的，专谈一个问题，讲中国产品的价格怎么会那么低的两本英文书。我们再放眼看过去，书架上一堆06到08年西方出版谈中国的书，里面共同的主题是，中国是个super power（强权）。去年还在讲next super power（下一个强权），现在它就是the super power（强权）。我们是强权喔，各位，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占去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全世界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大家知道有这么一本书，很好玩，就是一对美国夫妇，一个美国家庭，他们下定决定要一年不用中国产品，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后来出了一本书记录这个经验，非常的痛苦。要一天完全不碰中国产品的日子是不用过的，比如说这个杯子是中国做的，他喝咖啡得自己带杯子去买，带的那个杯子还要研究是不是中国产的。已经到了全世界每一个人，任何一个角落的人，身上一定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今天最大的碳排放国家已经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中国今天已经大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现在问题是那些所谓的西方反华势力背后的真正心理情结是什么？是他在害怕。我们却还以为人家在欺负我们呢，人家是怕我们欺负他们。人家怕你欺负他，你还说“你别搞我们，别欺负我们，我们可不好惹啊”。人家知道你不好惹，人家就是怕你不好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个心态的调整很重要。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抗议，不要去示威，不是。而是要去理解这背后的心态，掌握要很清楚，定位要准确。我们不要一副我们是受害者的样子，我们不是受害者。OK，对，我们被扭曲了，那是受害。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受害到那种完全无力反抗“你们想怎么样？哎呀，你们别搞我！”，不是这样。人家很怕你，好不好。他们真的很怕，像最近做了些调查，加拿大前几天公布一个国民调查，他们60%多的人恐惧中国军力的上升，这种恐惧蔓延到这种地步。最近的中国威胁论，他们的历程是这样，一开始是来自于中国变成所谓世界工厂，就抢走了他们很多工人的饭碗。大家注意到最近的美国大选，共和党加民主党三个候选人突然最近一个月都开始反华了，一些反华言论都出来了。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开始要拉蓝领的票。因为蓝领在美国是最受所谓中国威胁的人，是中国抢走他们的饭碗。然后，再来，这种恐惧就从饭碗到那碗饭本身了，就是中国输出的产品是有问题的。中国过去几年搞那个食品调查，很可怕，它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不仅中国人自己吃了很可怕，外国人吃了也很可怕，这些东西还一直往外国去，他们又开始担心了，开始什么虚假的东西都出来了。再到后来，最近的这波浪潮里面，他们又怕什么？他们怕的是这个国家这么大、这么强，影响力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它会抢走大家的饭碗，它输出的产品可能会有问题，它会吃掉大家的能源。最近不是全球粮食紧张吗？各位，这个全球粮食紧张也有人赖在中国人头上，你们知道吗？当然我们知道主要的原因是最近很多植物，农作物要去做生物能源。但另一个常被人提起的原因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富裕，使得我们中国人消耗的食物多了，特别是肉吃多了，而吃肉是种很浪费粮食的行为，这是真的。你想想看，牛要吃草，那块地如果拿来种粮食的话，本来可以喂饱更多的人。那么，他们就发现中国要让世界的人饿肚子了。一连串这样的误解，一连串这样的恐惧，你又崛起得这么快，最近的事情让他们更怕的是什么？他不了解你。他不了解你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他们讲的很多人权问题。其实在圣火传递过程中的示威，你去分析那些示威的组合，他们有好几种，有一种是我们熟悉的支持藏独的，另外一种是谈所谓中国人权问题的。他们谈中国人权问题是什么意思？是说中国政府压迫人权，中国政府使得中国老百姓没有言论自由，政治的愤青就拉去坐牢，没有独立工会，等等，是这些问题。这些西方的NGO，非政府组织，西方媒体，西方的热血青年，他们也有热血青年，和各位一样，很多在巴黎示威的是大学生。那些大学生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他们是来解放中国人民的，他们说他们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为了我们好啊。就说“嘿，你们现在没有言论自由吗？我现在在帮你争取啊。你们怎样还来抗议我们呢？为你好，你还不理解，不同情。”，他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接下来他很合理的推理就是说，为了中国人民老百姓好来示威一些事情，还要中国老百姓骂，他就会想这些中国老百姓、这些中国留学生都给洗脑了，就是中央台看多了，都给洗脑了。所以他们就认为中国是个集权国家，塑造出的国民性格是个集权性格，全部人都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自己的判断，全部人的大脑都是有一块出了问题的，都被设定一个程式了。他们都这么想。那么这时候，他们就觉得你们13亿人，你们想法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你们价值观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你们世界观和我们完全不一样，这时中国变得更可怕了。换句话来说，最近我们反西方反华浪潮，我们的示威游行，包括海外留学生示威游行，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使得一些政府，官方层面，比如法国政府，它要放低身段来跟你好好谈一谈这事怎么搞，但在最近做的调查里面，昨天我才看到《英国金融时报》委托民意机构做的一份调查，发现在过去一个月里对中国人反感的欧洲人人数上升得非常快。为什么？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些原因。我们示威完后，他们觉得我们更可怕了。他完全在害怕，他觉得这帮人不仅强大，而且想法和他们不一样。比如说，中国说绝不称霸，最近胡锦涛主席最近在博鳌论坛上又提到这点，我们绝不称霸。那么，他们会想到什么呢？那些西方人说不定会想到，中国说的“称霸”和我们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说不定他们去把外蒙古打下来了，他们还说他不称霸呢，会不会是这样呢？他们真的觉得你们是一群完全不同的人，跟我们真的不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没有共同语言，你们讲的民主和我们讲的民主不一样，你们讲的自由和我们讲的自由不一样，由此推论你们说爱好和平可能和我们的和平会是两个概念。懂我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在一种相当紧绷的状态下，这个状态下，我们面对的是一条很困难的路，我们都在恶性循环，我们双方都在走一条恶性循环的道路。而这时候很现实的问题是，还有四个月奥运就要开幕了。怎么办？还有四个月，来自全世界的记者、游客、运动员就要到北京了，那么，这时候，如果让我们想象，如果这些外国记者来了，他们会收到电话，门口上贴张字条写“你的名字会留在中国的耻辱柱上”，又或者发现我们那时候又不知道在抵制什么东西啊，那怎么办？北京奥运到底是一个让大家彼此认识、沟通、互相和解的机会，还是各种矛盾、彼此误解、偏见的更集中的引爆点呢？如果是后者，那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会是奥运史上一个非常罕见很让人遗憾的结果。

同样，我们讲回奥运，我岔开一句话讲，我们认为奥运是跟政治没有关系的，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奥运对中国来讲太重要了，我们倾全国之力来做它，我们投注了巨大的国家资源，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把熊猫当国宝一样，北京奥运也是国家骄傲，我没说它不是啊，它是，但它不只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我们现在很集中的注意到这一点。比如我们在翻译很多名词上很有趣，我常常讲这一点，比如像“圣火”，欧洲语文里他们没有“圣火”这个概念，torch，火把、火炬，他们并不是很神圣的一件事，但是我们觉得很神圣，而且这个神圣不是奥运的神圣，而是中国人的神圣。我们对待这件事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想法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又比如说示威游行，很多外国人对我们为什么怎么会反应那么强烈也很不理解，他们不了解我们现在在学习重新当大国的这么一个状态。但他们不能理解的，他们想的是，我们搞一下示威，你们为什么反应这么大？我们天天都在示威，我那些法国朋友就跟我说他们一天到晚都在示威，他们有时候出来示威伊朗要发展核武器，第二天就有另一帮人又出来示威你们对伊朗有偏见，天天都在搞，从早到晚都在示威，怎么搞一下反华示威，你们反应那么大呢？人家反美不是更多吗？我常说这句话，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年头到年尾，全世界反美的集会，反美的活动要是串起来的话，是绕地球一圈365天没中断的，是“日不落集会”，大家都在反美。美国人可没空天天回去就说你们世界人反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太清楚国大，自己很大了。用句我们广东人爱说的话“你吹得我涨咩？”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们反我，怎么样？我大，你怎么样？你反啊！他就这个态度，你反我你又怎么样，你能拿我怎么样。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已经很接近这个状态了。这回我们遇到那么多的反对，包括前阵子达富尔危机上中国面对的反对，过去中国从来没有被别的国家谴责过我们在国际事务上面做得不够好，有没有注意到这点？这正正说明我们国家力量现在有多重要了。过去有没有说中国，你在非洲问题上没搞好？没有。因为你没有力气去管非洲的事，现在突然我们被人要求这个了，就一个非洲国家有没有内战变成是中国人的责任了。大家有没有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就像以前，很多地方发生人道危机的时候，有人会去谴责美国、北约没有去负责任，我们当时还在想那管人家什么事呢？非洲的一个人道危机，北约为什么要负责任呢？同样的，今天非洲人道危机，有人说中国有责任。大家理解这句话背后对中国看法的改变吗？我们那么大了原来，一下子，就几年间的事情。所以我建议我们要有很恰当的一个转变，认识自己，我们是个很厉害的国家了，很牛了，已经。这时候我们要理解别人对我们的恐惧，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化解当前危机的方法不是去让他们更害怕，而是要告诉他们：“恩，乖，别怕，别怕啊。”我们不会搞你的，你放心。应该是用这样的态度，而不是那样的。我觉得那几个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也挺惨的。人家才说我们是暴徒，CNN那个当然是很离谱，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要求他们道歉。但我们不能用暴徒的方法去警告他们说我们不是暴徒，对不对？我们不能写些东西恐吓他们，要把你们宰了什么的。人家说你是暴徒，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很微笑地，“喔？是吗？”应该是这样，冷笑面对他们，让他们怕，而不是用行动证明给人家我们果然是暴徒。哈哈。要有大国的风范，大国的气度，我们今天是个很大的国家，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认清楚我们不能自大，就像我前面说的，有很多的问题在我们身上，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好。说得难听一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今天是有一点点内忧外患的。内忧，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和环境的问题，社会正义的问题，公平的问题，等等。外患，就是指这种中国迅速崛起的时候，整个国际格局怎么改变，这个规则还没找出来，这是外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在走钢丝，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每一步该怎么走，我见过一些朋友说我最近说的话也不是没理性，而是不够血性，对，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血性，当然。但问题是我们只有血性的话，走钢丝不是只要有勇气。走钢丝你不能说你从来没受过训练，你也不讲什么身体平衡，你有勇气，有胆子就能走过去了，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走钢丝，我们在一个相当复杂巧妙的角色底下。

好，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还有什么问题，除了刚刚我说的对西方笼统化的认识，有时候是无限上纲的阴谋论推论，无限地把人类很多美好的东西都推到西方那边去说那些是阴谋，我们不要，这个对我来讲，是很不好的一件事。就有些东西，西方人觉得好，我们也觉得好，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我很喜欢美国一个女演员Scarlett Johansson，好性感，我不会说这是美国人喜欢的，我不要。她找我，我要，哈哈。开玩笑，我戒色啊。所以，西方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都完全不加辨别，都推斥呢？不是。再看回我们这回的问题，西方媒体对我们的扭曲，对我们的误会，认为我们是被洗脑的人，为什么他们会认为我们是被洗脑呢？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媒体环境不够好，这就是长平在《南都》写的那篇文章的重点所在，牵涉到一个很敏感的东西，就是对于最近发生的种种事件，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完全事实的掌握呢？可能是没有的，可能是有局限的。比如是最近我们说反CNN，反外国的媒体，这些运动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海外留学生，海外华人起到很大的作用，为什么？那是因为他们看得到，我们看不到，在那阵子你在网络上打Tibet（西藏），有时候不容易显现一些东西出来。现在我要知道西方人士怎样扭曲我们，妖魔化我们，我要好好抗议一番，但问题是我连他们怎么扭曲这件事都看不到，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扭曲我呢？其实我们要求的就是这个简单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不对呢，我们要求的这个？我觉得长平兄说的这个，其实他不认为西方媒体没有扭曲中国，有，但问题是他怎么扭曲的，让我瞧瞧一下，好不好。他要求的是这种，这个要求合理不合理呢？我自己觉得是合理的。什么叫“Fact is fact; view is view.”，就是这个例子。事实是不是尽量清楚地呈现出来，我过去一直担心有个问题，北京奥运的时候，那么多世界各地的人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上网顺不顺畅呢？他如果来到中国要是发现他平时上的网站都上不去，他会有什么想法呢？他会不会说中国真是个太好的地方了，对国民的身心健康如此照顾，我移民中国，还是他会觉得这个国家怎么这个样子呢？当我们要求一个事实，让各方都能摸得到它，抓得到它的时候，这样一个东西，不管你是愤青也好，反愤青也好，你是觉得西方反华势力干得妙也好，还是觉得西方反华势力很可恨也好，这就是我们说的普世价值，都会共同承认的一点，就是有些事实真的是要摊出来，看清楚，事实大家都看得到，然后双方据理力争。我们前提是先要有事实让我们看得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被西方垄断呢？我觉得不是。

所有，我觉得透过最近的种种争论，我们学到几点。第一，把我们长期想象中的西方反华势力，所谓的西方这一大块东西，仔细地分解开来看，不要很笼统地去想象它。第二，我们中国该怎么去调整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要学习怎么消除过去十年的那种焦虑感，就是我们觉得被人欺负，或者我们迷失了，不知道我们是谁，这种焦虑我们要重新地调整它，消除它，然后我们走路走得更稳。最后，我们真的也需要去反省一下，当我们批评人家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过什么问题呢？反省，是我在大学所受到的任何教育告诉我，我要学的其中最重要的价值，做学问的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们时刻地要反省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人类一切知识的积累，人类一切进步都来自我们反省我们有过的东西，我们身上的东西，这个东西只会对我们是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的。

宪政路上的绊脚石与推动力

2009-04-27T05:20:00.009+08:00

题目：宪政之路上的绊脚石与推动力

时间：2003年4月4日

主讲人：贺卫方

主持人：张曙光
评议人：许章润包万超

张曙光：今天是天则所的第237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主讲人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先生。今天的题目是《宪政路上的绊脚石与推动力》。宪政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而贺卫方教授又是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今天来的人是非常多，下面请贺卫方教授先发言。

贺卫方：我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惶恐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天则所做学术报告，我是搞西方法律制度史的，宪政制度、宪政的发展一直就是我非常关注的问题。比如我的硕士论文叫《中世纪的教会法》，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了宗教和法律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西方式的宪政有着非常重要的宗教背景。最近这几年研究司法制度，在这里面法院如何设置、法院和人大的关系如何、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如何、法律依照怎样的程序来解释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宪法研究的课题。

近一段时间以来，宪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大到居于庙堂之高的大夫，小到市场上的贩夫走卒都在谈宪法，都在谈宪政。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它的出现有着一种非常大的前提和背景，预示着转型期的社会有些问题已经无法回避了。我们知道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下，宪政问题是没法提出来的，因为所有政治上的问题都寻找到了一种逻辑上的自洽，在这样一种体系是无法生发出宪政问题的，比如说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严格地保护人民的权利。

储安平早在50年代时就说过在国民党下的自由是多少的问题，但在共产党下自由就是有无的问题。为什么在共产党下自由就是有无的问题呢？这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种组织，这个组织可以带领我们走向康庄大道，走向共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制约就没有办法提出来。异化论也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论的观点，它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异化成我们的敌人的说法是一种有害的说法。但是这样一种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正在走向崩溃。我们一贯想象的光荣、伟大的组织的的确确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再后来，我们痛定思痛认为一定要对权力进行制约，所以邓小平的观点：要对社会主义的政府进行限制的提出来是有背景的。

经济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假定政府、党能获取所有的需求信息，再根据需求信息而不是利润的要求去制定生产计划，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但是这种观点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攻自破了，因为之所以要建立市场经济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办法通过计划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无法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秩序和一个繁荣的经济状态。因此，经济的、政治哲学基础这些方面都不大牢靠了。有人就说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谜幻般的、宗教般地充满了对未来天国的追求，在这种追求走向破产之时，政府统治的合法性越来越依赖于它对经济发展的推进。“天天是个好日子”、“永远跟你走”等等歌曲的传唱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一种功利性。我的合法性是因为我可以带你走向富裕，在经济方面取得相当大的成功。

但是市场经济的成功说明经济的成功必须依赖于其他制度的跟进，或者说依赖政治的、法律的秩序能保障一种良好的经济的发展。有人曾经认真地分析了英国兴起的历史，并且同中国的现实进行了对比，认为当时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是很荒唐的，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一种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也包括了政治制度的保障功能。当我们观察英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的时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它们的普通法、衡平法等法律制度的胜利。法律职业也在兴起，在以前的法律职业都是国王派一个官员以权力来裁判纠纷、处理案件。而现在变为一个人之所以有法官的角色，能够处理纠纷、裁判案件，他的合法性基础并不仅仅在于国王，更重要的是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间可以利用一种专业化的知识来裁判案件。也就是说人们发现自己行为具有一定的可预期性，可以根据法院现在的裁判来预期未来行为的法律效果，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演进。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政府的权力，包括法院的权力越来越趋向规范化这个方向。也就是说权力的行使不再是随意的。我们不允许一种简单的像父亲、儿子那样的论证，比如说党啊，亲爱的妈妈，但是妈妈的权力并不受到规范的约束。实际上专业化的兴起就给英国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契机。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并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而且是法律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宪政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受到法律的严格的、规范的约束是要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当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的时候，哪怕它标榜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当一个国家的私有财产得不到法律的严格的保障的时候；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种基本的政教分离的传统来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种良好的专业化的兴起，我们就发现这个国家无法实现经济的繁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历史的概括可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也就是说不光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且有时候上层建筑也会反过来决定经济的发展。

我记得有一个人出访英国的时候写了一本日记，就发现当时英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的原因不在于有坚船利炮这个事实本身。严复到英国留学的时候有一个爱好就是跑到英国的法庭里边去听审判，一连好几天都怅然若失，后来就去找郭松涛先生说他看到了英国这个国家“公理日升”，公理天天都在升涨，英国的富强的根源也正在于此，在于制约国家权力、保障司法的司法机器，使得正义不断地升涨，使得一个民族的活力不断地强化。因此，这段时间里全国都是对宪政问题如此关注是有根源的。比如要增加全国人大的19个专职委员，就在这个屋子里面，天则所和经济观察报搞了一个座谈，在两会期间报道了。大家之所以如此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秩序，没有一个良好的宪政就不可能有一个量好的经济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多多少少地意识到宪政理念。这些理念，对于在座的从事法律研究的朋友，从事经济研究的朋友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也不妨谈一谈我对宪政的粗浅的理解。实际上在我们刚才的谈话中间已经触接到了宪政的基本理念问题了。

首先是法律的至高无上，或者是宪法的至高无上。在一个宪政的国家里，宪法必须居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我们国家宪法的最后一段，写到了“所有的组织，所有的政党都必须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法律和宪法的范围之内”，没有那一个组织可以超越法律。大家可以自然地想到对于制订国家规则的权力的约束问题。卢梭似的民主是假定所有的人共同意志是可以形成的，这些共同意志把不太合理的意志排除了之后就过度到法律。法律代表了一种公意，这种公意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是不受到制约的，也就是说人民选择什么，什么就是至高无上的。但是这也是有问题的，比如纳粹时期，人民选择了希特勒。因此，民主的悖论就在于假设绝大数的人都喜欢专制的话就很可怕。所以在今天的民主观念下，我们必须要限制国家的立法权，国家不可以随意形成规则，或者说大多数人的意志就可以形成一种规则。从二战以后，人们认识到一些规则是不可以通过民主的逻辑改变的，比如人的尊严，人生存在世界上的至高无上的尊严是不可以通过民主的程序损害的，因此，不侵害人的尊严就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规范。

现代社会对法律的违反是多种多样的，但最可怕的一种违反是来自政府。为了使政府能够严格地以法律和宪法的规则来做事情，就必须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约束。这种约束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约束是来自外部的方面。这也是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们通过自己的选择来任命政府，人民通过自己的选择来罢免政府，当然人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约束政府，比如大众传媒。人们说白宫是一座玻璃房子，并不是老百姓把它变成玻璃房子，而是媒体。比如现在正在进行的对伊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战争进行现场报道的战争。这就会对各国政府的行为产生制约。比如在越战的时候可以随便地把一个村庄给炸没了，平民给炸死了，因为媒体的力量还很弱。但现在美国打的这场战争就很辛苦，一方面要打胜，另一方面又不能伤及平民。否则民主的逻辑就会受到自然的颠覆，因为美国标榜是去解放别人，但却把人都打死了。因此媒体的力量给政府的行为带了一种非常大的约束。

在这一点上托克维尔早就看到了言论自由对一个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看来所有的权利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没有了言论自由，其他自由的根基都会被颠覆性地加以动摇。所以今天在外部有对政府的约束。但是光外部约束还不够，还需要建立一个内部的约束，还需要在政府的机构之间建立一套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机制，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权力分立的原则，或者人们不是非常准确地说的三权分立的原则。权力分立学说在西方历史有着一个缓慢的论证过程，美国的宪法仿佛就是国会里的人把这种学说变成了一个国家制度，但是还不是这么简单。这也是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家或者学者能起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权力分立不外乎行政、司法、立法三种权力的分立，但孙中山在家里想着想着就觉得三权分立快要破产了，于是制定了五权宪法。唐德刚先生曾经批评这个学说，他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三权已足，五权不够》，就是说要是说权力分立的话，三权就够了，如果要说五权的话，那就远远不够。当然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政治动力学的问题，我也搞不清楚。

现在有一本书说司法权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一种扩张趋势，这好象是和美国在二战后国势日益强大、政治影响日益强大分不开。在其他国家，司法权就没有像美国那么大。法国的法官就是吃了自己前辈的亏了，在大革命时期，法国的那一帮子法官跟国王沆瀣一气，镇压新兴资产阶级，于是在历史上就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所以后来人们就说“防火、防贼、防法官”。在英国议会的权力是很大的，除了不能把男人变成女人之外，什么事都可以做。在全世界范围内，司法权在扩张，司法的合法性在进一步地得到论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行政权是在扩大的，但是在最后的十年里，行政权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比如通过司法审查，通过审查行政权的合宪性来使得行政权日益规范。

我们刚才讲了宪政的第一个特点是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无上，政府必须遵守严格的法律和规则，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必须要得到进一步地规范化。世界各国的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个模糊性一部分是来自于语言本身的模糊性，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完全明确的法律规范。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在里面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城市规定“在晚上12点以后，不得在城市里不正当走动”，但是什么是不正当呢？宪法也一样，它的规定也不一定就规范，比如宗教信仰自由。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包不包括信仰邪教的自由。因此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教必须加以解释，否则就很麻烦了。但是没有人去解释，因为没有诉讼，如果有一帮子邪教的人提起一场诉讼，打到最高法院，就自然会对宗教信仰自由进行解释。在我看来，信仰宗教的自由包括信仰邪教的自由，因为只是信仰而已，这是个人的事，就像言论自由一样，如果只允许人们说政府允许说的话就不是言论自由。如果某个法官说这不是宗教信仰自由，那么我就问他是不是只说政府同意说的话才叫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们发现在现实中人们的信仰自由得不到保障就在于没有人去做进一步的解释，这种不解释的状态构成了法律的最大的模糊性，而且全国各地的法官在解释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版本，这就给法律带来了伤害。这个国家就没有统一的法律，这个国家的人们就生活在不同的法律准则之下，裁决结果取决于他碰到的法官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观念。

另一个是法律的不公开，公开的法律规范和实际的法律规范之间有很强的张力，表面上规定的东西有很多，但是实际操作的规范也有很多。比如游行示威的权利，但是必须经过批准，而且批准的概率是很小的。因此，表面上的规则和实际的规定之间是有冲突的。下一步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私人可不可以办传媒，规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另外的一些文件却把这些规则剥夺殆尽。宪法和法律规定人身自由权不受非法的剥夺，但是有一个县的一些妇女却因为超生被政府双规起来，办学习班，让她们同意做绝育手术。后来她们问了律师，律师告诉她们说这是违反宪法的行为，后来这帮妇女写了诉状，县政府成了被告，这下县法院就很坐立不安了，因为它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后来就一级一级地向上请示，省委就发布文件规定全省所有法院涉及到计划生育的案件一律不准受理，因此公民的最基本的诉权被侵犯了，更不消说人身自由。

还有一个就是司法机构和非司法机构界定不清楚，按规定除了司法机构没有任何人有权剥夺你的自由。公安部门、检察院通过合法的程序和严格的审查才可以说某人被捕了。但是，在实际中，有很多宪法和法律外的机构也可以说“你跟我走一趟”，比如双规、双指问题变得非常严重，以前只是针对党的官员，但是现在连民主当派、外商也被双规，这就使得法律的规定和现实之间的状态越来越紧张。当年，利马窦就发现法外用刑、法外施恩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谁也不知道每年死于非命的人有多少。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仍然有很多非法律机构在执行法律机构执行的任务，我在和中纪委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不把这个权力给检察院，他们说他们的方法更有效。当然有效了，因为他可以不受限制地管制某一个人几个月。

宪政方面的第四个要求就是要保障宪法和法律的稳定性，在宪政国家的秩序都可以得到保障，这就意味着人民的权利的保障是很稳定的，因为法制的一个要求就是人们可以通过研究法律来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效果。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可以任意变更、修改法律，法律有稳定性的要求，而且这都影响到法律职业者的一些观念和心态，比如搞法律的人有一种天然地保守性。人们说在三权分立的国家里，各种机构相互制约，这种制约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分工，比如某人去做行政，某人去做司法，某人去做立法。它不仅仅如此，这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做事方式、思维模式。比如说民主逻辑如果很深入地话，行政官员就会去追求一种短期行为，追求人们的正面评价。反过来，立法权也有这个问题。司法权也有这个问题，在一些国家，司法权都是终生性的，很多法官都是终生任职，这就意味着他不必要考虑到民意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行政领导人无论走到那里都喜欢抱小孩，尽管他不见得就很喜欢那个孩子，但也得做出很亲民的样子。但是法官无论走到那里都显得很庄严，他不必要去搞这一套，这也说明他更考虑一种长远的东西，这种长远的东西。这种长远考虑可以使得他更注重考虑一个国家、民主长远的东西。同时，他也朝后，这使得他每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都要考虑现行法律本身。但是现行的法律其实都是过去的法律，而不是此时此刻的法律，这种过去可能是过去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因此法官就要向后看，他要研究立法者的意图是什么。这样一种向后看的特性使得司法职业者具有一种相当大的保守的色彩。这段时间“与时俱进”这个词很时髦，有次我写文章也用了一个与时俱进，报子的编辑就说这个词不能用，我说这不行啊，因为别人能用我怎么就不能用了呢？他们说不能这样用，我写的是法院作为一种保守性的机构不应该与时俱进。因此后来改为法院不能处处求新求异，意思虽然没有变，但是文章的最妙的一句话却被删除了。

法律的这种保守性格决定了司法权力本身不是一个经常变化的东西，法律的经常变化使得人民不知所措，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停地改来改去的话，在这个国家里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比如一个投资商觉得这里的环境不错要在这里投资，但是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投资就会面临着高风险。我们也经常看到宪法本身经常在变来变去，这是值得忧虑的。党的代表大会一开，宪法就要改动一次，比如邓小平理论，我也承认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但是它不应该被放到宪法里面去，因为邓小平理论是一个政治概念。

宪法的不停地改动是一件十分令人担忧的事情，当然也可以说是底子打得不好。大家知道宪法在八十年代前就做过好几次修改，而且82年宪法还基本处于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宪政观念还没有被真正地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82年宪法还不如54年宪法。比如，在54年宪法里规定法官只服从法律，而1982年宪法做了一个列举，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个人的干预。但是党受不受干预，党算不算社会团体，因此列举法是列举不完的。现在人们正在推进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如果法律只是一个开放的文本,这就是一个令人很担忧的事情，因为他不可能得到权威性。

宪政的第五个方面，在我看来就是司法的独立性。司法必须独立，因为如果不独立的话，司法权就必定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法官就没有办法完全依照法律的逻辑来裁判案件，这样就无法对人民的权利提供有力的保障。实际上，司法独立性问题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因为在我们国家里边一种泛行政化、泛政治化的思想非常严重，人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司法为什么应当独立，没有办法去理解法官为什么应当享有一种真正独立的权力。没有了法官的真正的独立，导致了法官的个人尊严得不到保障。现在很多朋友很忧虑中国的司法腐败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司法腐败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我们的制度问题，而不是法官个人的问题，劣币驱逐良币，造成法官队伍的不纯洁。

我们仔细分析就发现宪政的内容其实也不多，一个是严格地限制政府的权力，包括在政府之上的某些组织的权力，另一个就是严格地保障公民的权利，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下历史和观察一下中国的现实，就可以发现宪政作为一种制度本身就是西方历史形成的东西，而不是中国历史形成的东西。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也一直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去限制皇帝的权力，人们也在探讨如何去约束皇帝的权力，但是看起来这种约束是不大成功的。因此，在我们今天思考宪政的时候，应该回过头来想一下，中国古代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没有产生宪政。这就要求我们去考察一下西方宪政的演进历史，但是这也容易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缺什么，就更容易观察到什么。在我看来，下面的四个因素是很重要的。

第一，一个独立的教会的存在是宪政能够发展的前提条件。基督教是西方社会早期的一个主流宗教，但是基督教对于西方人来说也是一个外来宗教。这种外来宗教早期也是通过一种歪理邪说的方式得到传播，罗马教廷也给这种宗教的传播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但是直到最后也没有挡住这种宗教的传播。基督教的存在在两个方面构成了对世俗国家的权力的约束，一个方面就是宗教本身的神学学说，比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是很容易演化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而且原罪说使得每一个人都变成有罪的人，哪怕你是国王、皇帝，但是在上帝面前你仍然是有罪的。这样一种论证本身就使得国王不能把自己在道德方面打扮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而在东方国家领导人时时刻刻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完美无缺的人，老是要人们接受他的思想，这样一来，他就变成导师了。当面林彪趁毛泽东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等等”但是，毛泽东说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伟大的导师就行了。这就说明毛泽东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的人，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永远都是幼稚的、不成熟的，最后要对你耳提面命，使你洗心革面成为共产主义新人，但是你永远也成长不起来，因为他永远教导你。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把人的生活划分成世俗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这种划分使得西方的世俗的权力得到界定，得以限定。比如在圣经里面就说了把上帝的归上帝，把恺撒的归恺撒，这就说明了区分世俗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的重要性。在西方的历史上，研究什么是世俗的，什么是精神的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这种划分对西方的法律制度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也限定了世俗的、国家的权力。顾准先生在文革中劳动的过程中继续研究希腊的城邦制度，他发现在西方两个权威的存在对后来的政治制度的演进非常重要。他说底层的人可以无所谓，但是上层的人却可以在两头之间加以选择和规避，得罪了世俗统治者就跑到教堂里来，国王的警察是不可以随便进入教堂去抓人的；得罪了教会可以跑到世俗那里去寻求某种庇护。因此这种两权分离的现象是西方宪政得以形成、自由得以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现代国家制度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政教分离，世俗的政治是要和宗教相分离的。世俗的政治不可以倡导一种宗教、保护一种宗教而反对、迫害另外的宗教。同时政府也不可以越界去干预人们的精神生活，我们知道现在西方国家是不可以发表一个什么讲话去让国民学的。大家想想看就可以发现大学的自由、言论自由都跟这种政教分离有关系。因此，这是宪政存在的第一个要件：独立的教会的存在。反观我们的历史，儒教也充满了对世俗政治的批判，这种批判有时候也带有某种非常强烈的民主、民本的色彩。但是由于没有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化的框架作为支撑，由于没有一种理论上的论证，所以使得这种学说就像一个体制内的学者在苦口婆心，不具有什么力量，因为他不是独立的、是没有组织化的。
使得世俗的权力走向了规范化的第二个方面的因素就是阶级冲突。关于这个问题，我也写过一些文章试图加以论证。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宪政的发展、法制的形成和不同阶级之间的相互冲突分不开。不同阶级之间相互冲突，但是又不能吃掉对方，所以不得不妥协，不得不相互让步，从而形成了一些行为的规范，这是他们的法治得以形成的根源之一。我们过去总是过于简单地理解了西欧的阶级结构，认为在封建社会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在资本家社会是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实际上西欧阶级结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模式，比如统治者阶级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单一的统治者阶级，我们知道贵族、商人、教士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一种独立的阶级, 社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模式。我们看到英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大宪章》的出现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产物，约瀚王好大喜功，与法国交战，与教廷交恶，最后搞得民不聊生，国库亏空，于是不得不与贵族妥协。比如征税就得先和贵族们协商，新增加的税收必须要获得贵族们的同意，逐渐地就形成了一个规则就是贵族们要派代表到国王身边去审核税种、税率等等。现在，西方国家下议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对财政问题进行审查，这种审查的合法性根基就在于国家的钱来源于人民，人民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不同的阶级都要派代表去对国王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在我看来，大宪章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宪法发展的一种阶级背景，所以列宁当年说宪法是阶级力量关系对比的一种表达。这种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没有阶级冲突，没有阶级妥协就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有生命意义的宪法。

我自己也写过一篇文章《税收奠定宪政基础》，仔细想一想刘晓庆女士被抓了，心里面也很同情她。我们也看到到处的标语写着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钱是如何使用的。我们听说一个国家领导人到自己的祖籍所在地去视察，看到当地的路修得不好就说给你们8亿块钱去修路，我们听说某一个财政部长到自己的母校去对校长说我没有给你带回来什么，只带来了几千万块钱。我们并不知道钱是怎么花的。刚才说到了政党的问题，由于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政党法，党的大大小小的专职干部拿的工资都是从国库里来的，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的支出都是从国库里来的。但是，这不对呀，我们是交税不是交党费。前段时期我在飞机上看到一个报道说台湾国民党现在经费紧张，就只有裁员，原来的中央日报裁到现在的只有36个人。而我们的人民日报却有超过一万人在办。所以下一步党库和国库的分离就是宪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并不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但是当年梁漱溟先生非常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走不通的。他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到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对西欧社会的观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动力？我们考察中国社会就发现中国似乎就不存在象欧洲那样的复杂的阶级结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反阶级的社会、是一个不喜欢阶级的社会。当跟日本的阶级结构比较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它的阶级结构是相当封闭的，政治家、武士都是家族的、世袭的，一代一代地往下传。而我们中国的选官制度就对阶级结构的分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早期的时候，中国采取了推荐制，但是这种制度很快就腐化了。后来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采取了科举考试这样一种制度。我觉得科举制度是一种空前平等的制度，只要你足够聪明、足够努力，做官的机会就可以平等分享，就可以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但是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又不意味着你能千秋万代地保有下去，这就说明我们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经常处于一种流动状态，没有办法形成一种独立的统治阶级，没有办法形成一种独立的商人阶级，没有办法形成独立的农民阶级。所以在我看来，古典中国社会是一个反阶级的社会，没有了界线清晰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妥协，从而使得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不太可能发育出记录着阶级斗争果实的这样一种宪法。这也是一个差别使得宪政能在西方产生而不能在中国产生。

第三个方面我认为是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和私有财产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私有财产受到保护在古罗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则，一个人对自己家的土地的权力达到了拥有领空权的程度。我们知道在古罗马有一个很强烈的倾向就是“帝王所谕者皆为法律”，古罗马并没有很发达的公法制度，也就是说它的宪法原则并不是很发达，没有对国家权力形成严格的制约，整个政治性的法律还是相当地粗陋，有利于专制的形成。但是，因为它有相当发达的私法体系，所以也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专制。这个私法体系的发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障私人财产，当国王的马匹不能随意在我们的土地上践踏的时候，当每个人对自己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到了一种神圣的程度的时候，宪政就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来。

我不知道这个判断对不对，我觉得中国的传统社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尤其是对土地所有权的保护向来处在一个不严格的状态，打土豪、分田地总在历史上不停地上演，总是要剥夺大户，剥夺豪门，我们把贫富差距总当成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都规定对动产实行均分，对不动产都是实行长子继承制。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种制度，这就使得土地财产不停地趋向零散化，同时国王也很喜欢看到这样的结果，因为没有大地产去限制国王的权力。当然，我对此没有研究，只是提出一个问题来请教在座的经济学家朋友们。

第四个是专业化分工。古希腊的哲人就已经有了一个分类的观念, 和分类学相应的是政治学的基础, 和这个模式相适应也带来了国家权力的受到限制. 在古希腊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专业化力量的重要性，比如在审判苏格拉底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把法律当成一种专业化的东西。但是到了古罗马的时候一种专业化的法律制度就开始兴起了。法官不在是外行人，而且出现了一批非常了不起的法学家。而且，后来的五大法学家作出的解释就直接有法律效力。到了近代，这种专业化分工的力量就更加明显了。在大学里学习法律的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成为近代文官制度的前身，更加重要的是在司法的领域里的一个趋势就是只能由专业化的人士充任。我们还记得在17世纪的时候，英国的国王詹姆斯一世还和他的大法官有过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尽管大法官被免去了职务，但是他提出的学说在当时就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当性。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一种认识是国王必须要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来行使权力，但是到了爱德华、苛克时代，他却说“不，上帝赋予你无与伦比的天然的智慧，但是法律不是这种天然的聪敏就能把握的，法律是一种技术的理性，这种技术的理性不经过长期的学习是得不到的，就很难行使司法权，就使得人们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从而使之陷入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国王非常愤怒，免去了柯克的职务，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到了17、18世纪，西方就形成了由专业的受到过严格的法律培训的人来行使司法权。由受到专业训练的人来行使司法权有很多好处，因为它有一系列的概念、一系列的规范来保障司法权的行使必须是平衡的、稳定的和统一的。只有这样，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妥善的、周密的保障。法律的反复训练的过程就仿佛是使一个人的头脑不停地被格式化的过程，在学校里学习法律很多年，不停地翻阅案例，最后的结果是使得头脑被格式化。他们在开始的时候看法律就像我们原初的时候一样，觉得很漂亮。但是在学了法律之后再去看这个世界就像戴了一副有色眼镜，世界在他的眼里呈现出一种法律的结构。他操作的一套语言在外行人的眼里是不大听得懂的；他思考问题的方法跟外行人一点都不一样。有人认为法律的特点被强调得过分了，事实上法律并不具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的确定性，一个法官上午和太太吵了架，一判刑的时候就重了五年。但是我想法律固然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法律人所追求的还是法律的确定性，所以这就是学术界这几年不停地推进法律职业化的原因。这种职业化的推进对于政府权力的约束，对于民权的保障都是很重要的。随着人们不停地增强对法律的信赖，人们以前对政府的依靠就会不断地被弱化。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过程。在中国兴起了这样一种建立在分权基础之上的法院，然后通过他们更加公正地解决纠纷，从而使得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增强，使权力中心转移，我想这是中国两千年来的重大变化，是把中国带出一治一乱的重要转折。

也许是卖瓜的总说瓜甜，搞司法改革久了的人总说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它的专业化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推进的。

接下来，我简要地谈一下对宪政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而且是我们在宪政建设中会碰到而且很难办的问题。第一个文化特色就是人们对于书本上和实际上的分离习以为常，比如有些机构行使了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但是人们对这些都习以为常。这样的一种全民性的对于规则的不看重，我觉得这是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第二个特点就是帮派思想的盛行。政治过程中的帮派固然重要，但是它不应该发展到以一种不大合理的方式去组建帮派。比如同年啊，门生啊。如果这种思想盛行的话，特定地区来的人就能得到信赖，这就构成了一个小群体，这个小群体不是政党，而是政党里面的派系。有时候，这种派系观念大到一切是非都以是否是我的派系来划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中国政治的问题。第三个文化传统是过分的理想主义，以至于不懂得妥协。宪政固然是为了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我们需要知道再完美的宪政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那个群体或者那个人可以垄断所有的真理，我们很需要有知道自己很可能是错的的一种观念。但是在中国却存在一种两极化，要么把政治看得极其肮脏，要么把政治看得极其纯洁。这样一种两极化的观念是在不停的深化，而不是逐渐地淡化。由于格外地理想主义，不容在不同场合下的争论，这样一种两极化的思维是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宪政发展的一些文化上的因素。

宪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需要有一种长期的思想。或许正像人们说的结果不重要，过程很重要，在宪政建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不停地促进小的点点滴滴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地点数这些小的成绩，今天我们所做的正是在推进这个过程。好，谢谢大家。

张曙光；刚才贺卫方教授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他讲了宪政的五个方面的因素也讲了可能阻碍它的因素。下面就请两位评议人先做评议，然后大家再来讨论。

许章润：贺卫方教授是我们所熟悉的学者，今天有机会在天则所聆听了贺卫方教授的演讲风采。应该说，内容是丰富而深刻的，表情是丰富而生动的，手势是具有感染力的。他不仅提供一种思路，而且也对我们的提问设置了障碍。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想从我刚才听他的演讲所生发的一些感想来说起。实际上贺卫方教授在开始的时候就交代了中国宪政问提发生的语境，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想人们谈论宪政至晚是从甲午战败之后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保守的，不管是积极的，还是守成的都不可回避地再谈论这样一个宪政问题。它所引发的一个语境就是中国社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正在进行的以西方社会为榜样的转型，在这样一个转型中可能是它的起点，但必然是终点的就是至高、至上的宪政的达成。这样一种终点在我们追求的起步阶段就已然呈现在大洋的彼岸，然后我们作为一种榜样追求。实际上这是基于榜样的示范，而榜样的示范更像今天在海峡对岸的民主的演练造成的示范压力。我们中国从过往的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治理思路和方式转向为一部宪法治天下，我们现在又去追求这个东西。我个人以为这种基于榜样的压力和示范效应而促成的变革，以一部宪法治理天下的进路是后发文明在转型时期不得不然的一个取向。但是这有严重的偏颇，因为这实际上在心目中已然有了榜样的存在，而这个榜样被看作至善、至美、至高、至上的，然后以这个榜样来作为行动的起点并去追求。我觉得这犯了以结果作为起点，然后以追求结果这样一个弊病，因此这样一种以一部宪法治天下的进路没有看到这种结果并不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起点。我想中国这些年的历史已经给了答案。如果我们比较泛阿拉伯主义、泛阿拉伯运动的含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泛宪政主义。贺卫方教授就是这些众多泛宪政主义者的一员，这不是一个贬义，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然的一个选择，明知不行也必须这样。

贺卫方教授还讲了一个问题，我认为这对我有深刻的启发。我们今天谈论宪政问题，我们过去谈论宪政问题，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以及大众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追问，而且这种追问是以对它的质问为内容的。我们可以发现在中世纪的欧洲以对神权政治合法性的追讨为开始而开辟了以后政治的新天地的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二战以后基于西方文明本身反人类本身出现的对此的追问，我相信我们今天谈论的宪政问题同样是基于1949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种种反人类的、反文明的、对人的尊严不加重视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追问的一个结果。所以，我想宪政的发生语境就像贺卫方刚才讲的是对政治合法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的核心就是问凭什么说你这种政治统治具有先验的合法性，如果你提出了三个代表来装饰你的合法性，但是反过来我也可以用三个代表来衡量你是否代表了三个代表。我想说今天的这种追问是把那种先验的合法性落实到技术的、操作层次上的来追问这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从而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能够满足这种合法性的要求。在这一点上，贺卫方和我们大家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里面我觉得你有一个方法论进路上的偏颇。第一点，在事实与规则包括法律的基本关系问题上，我认为你有偏颇；第二个偏颇就是我们在论述的时候往往会以西方社会作为榜样，以自己的后发文明作为参照的时候，一切知识分子都不得不追问自己的文明。但是这是有问提的。下面我就具体说明。

第一，有一点你没有展开但提到了，就是没有良好的宪政发展就没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宪政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之一,是社会进步的集中表现之一。而不是因为先有宪政才有社会进步、社会发展，宪政的发展只不过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水到渠成的结果。所以先有事实，后有规则，规则只不过是源于事实，是事实的反映。这是常态，但是后发国家也是不是这样呢？也是这样的。后发国家同样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先，宪政的发展随之而来，所以这仍然是规则源于事实的一个东亚形式的展现。所以，我认为你把规则摆在前面把事实放在后面是犯了民主幼稚病。在这里面，你引了一个例子，是关于英国的法官的转型。我认为这是错的，这也很复杂，不及细言。但是有一条可以讲就是并不是英国的法官的先专业化以及法言法语形成之后的一套法律资质才造成了英国社会的转型。恰恰相反，是在英国里面贵族与平民、皇权等的斗争里面先有进步，在进步的同时，甚至是较为滞后的过程中才有职业的法学家的产生，所以这里面同样表现了事实在先规则在后这么一个东西。

第二个我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就是方法论上的比较问题。你讲了四点，第一点独立的教会是宪政的前提；第二点宪政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化的基础之上的；其次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专业化的兴起。我是心有戚戚焉。这里面我认为当你在谈到西方宗教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些背景性知识。不能说你对此不清楚，但恐怕你在解读的时候是有误解的。比如你谈到了原罪的问题，原罪的学说恰恰是和现代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相抵触。后来的启蒙运动恰恰是对教会权力的反叛。另一个是普天之下人人平等，但是你忽视了一个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关于选民的观念。我认为选民的观念不是构成宪政发展的因素，而恰恰是要对构成现代西方宪政的一切人文因素加以反对的东西。而且基督教的一神信仰恰恰是有专制性、排他性的，和现代西方的这个诉求恰恰相反，现代西方的民主观念正是对一神信仰的反叛，只有反叛成功才建立了现代民主、政教分离的情况。因此，我认为你在方法论进度上有这两个偏颇。

刚才卫方教授讲了五个指标性的因素：宪法的至高无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等等。然后卫方把它归结为一枚硬币的两面：限制权力和维护权利，我认为这都是相当经典性的表述。但是这些都是制度或者规则层次上的操作，忽略了一重要问题：不管是宪法的至高无上、对立法权和行政权的限制，规范的公开和恒定以及司法的独立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追求就是人间生活和人间秩序的公平正义。没有这样的追求，不可以想象一部西方宪法就可以达成理想。我有这些疑问既向卫方教授讨教，也想茅老师、张老师讨教。

包万超：从1905年我们明确要求宪法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我们都很清楚今天只有宪法而没有宪政，有法律而没有法治。我认为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宪政是一种文化，是基督教文化世俗化的产物，因此当人们把它引到中国本土来的时候就有可能产生基督教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冲突。我认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贺卫方老师的切入点很对，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不是立论上的不足，而是论证材料和论证进路上的不足。我认为在论证中国宪政之路时必须拿西方作为参照，尽管每个国家都有特色，但是我们的政府治理模式都面临着相同的两个问题：人的权利应不应当得到保护，政府的权力应不应当受到控制。我想对这个问题无论是在什么国家都不可能作出第二种解释。

中国的文化是等级的、一维的，在传统文化中一直就有一个最高权力中心：皇帝。俗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却不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因为天子是产生法律的，天子只受天意的支配。这种文化传统非常强烈，从而对宪政形成了抵抗。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一直到现在的共产党，比如依法治国，但是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所以我觉得卫方教授的立论非常好，我们必须从西方的历史上来关照中国的问题。卫方教授讲了西方文化的四种特征，但是我觉得它的原发点都是宗教文化的差异，即使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也只不过是宗教问题延伸出来的，因此这个立论是很好的。
但是分析进路和材料是值得斟酌的。卫方教授提出来中国现在的宪政和法治有很多问题，但是引用的材料是老材料，比如法律必须明确、稳定。这个本没有错，但是中国现在的法律非常的空洞，以至成了政府的借口。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行政法的，在我读完国务院所有的行政条例之后发现法律只不过是办事的参考。法律是空洞的，比如关于新闻、影视、出版，条例规定违反以下八点的不得引进到中国来：违反宪法、违反善良风俗、有害社会风华的、宣传暴力的、对青少年有侵犯的、主题庸俗的。这就很好笑了，如果主题庸俗也写进了法律的话就意味着全国只办一份报纸《人民日报》，因为大家都跟着它抄的。之所以会出现法律的空洞化，一个是因为立法者的水平实在是太窝囊了。学经济学的人知道要使一部法律有效必须满足两个原则：参与原则和激励相容原则。参与原则说的参与法律制定要比不参与法律制定的收益要大，激励相容原则说的我人们不敢滥用权力。但是中国的法律基本上做不到激励相容，而且法律还有一种奖恶惩善的效果。比如中国的假货特别多，这是因为制度鼓励造假，造假得到的好处比被抓住受到的惩罚要大。又比如最高法院关于腐败的司法解释实际上是在鼓励大家腐败，一般来说一个法官出了问题之后会面临着几个惩罚：一个是通报批评；另一个是停止评先进的资格；扣发一年的奖金；调离本部门，这样的法律绝对是一个水平的问题。还有比如行政许可法，最后有一条是政府可以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颁发许可证，但是什么是公共利益呢？这是由政府自己来解释的。因此我们法律的漏洞非常大，几头大象同时走过去可以不碰着网。

我对贺老师补充一点的是中国的法律漏洞不仅是一个水平问题，可能公共选择理论比较适合解释中国立法水平之差。中国的政府不见得和西方的政府差多少，而差异在于他们关心自己利益的时候所面临的制度约束不一样。在中国，政府在行动的时候面临的制度约束非常少，所以它们能在选择的过程中通过立法来获取最大的利益。我考察过国务院2000年的所有规章发现70%规定和设立了新的权力，而国家药品管理局从1998年起颁布的所有规章没有一部是合法的。为什么不是合法的呢？因为它不具有法律规章最基本的特点：规定权利和义务，在这里面规定都是审批、许可、惩罚权，国家药品管理局既是管理者，又是监督者，它既颁布法律又检查收费。在十八部规章里面只有五部稍微提了一下政府的责任，但是只规定了滥用权力会依法给于处分，至于怎么处分就没有下文了。22部电信规章只有六部一笔带过责任，而且也是一样的模糊。对此，我认为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来解释是非常好的，因为法律越模糊、越空洞，自由裁量权就越大。比如食品卫生法，里面规定有以下行为者主管部门可以处500元以上30，000以下的罚款，规则制定者的最大动机就是通过法律的模糊来获取权力的最大化和利益的最大化。

在引入公共选择理论之后，我将讲第三个问题。我认为贺老师的进路可能有职业的偏好，他特别看重司法的进路。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中国肯定跟西方有区别。西方的宪政运动从大宪章开始已经有八百年了，它的法律是有无数的法官、律师慢慢地积累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司法是一个稳固的堡垒。但是我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还不仅是司法的问题，如果说法律是游戏规则，是规范政府和人民行为的话，那么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不清晰的。立法问题是政治舞台上最醒目的一幕，因为立法是分配和控制各种权利的。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政府是立法舞台上的导演、制片人和主演，而老百姓总是观众。立法总是关起门来进行的，政府利用这种垄断性制造了非常多的不合法，用不公平的法律去强迫老百姓遵守。这就引申出一句话来：假如说司法的不公污染的是公正的水流的话，那么立法的不公污染的是公正的水源。我认为今天中国的问题在于水源，水源都发臭了，但人们还在清理水流。当然这也很必要，但是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先后之分。我们面临的游戏规则缺乏一种合法性，比如在宪法上我们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在序言里又说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点，宪法里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但是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所以我们的整个法律文本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改变游戏规则，否则会出现一种后果：老百姓不和你玩了。这导致了一个很大的倾向：人们整体规避法律，在体制之外寻找均衡。因此中国今天必须要重新建立游戏规则，提高立法质量，要改善立法质量就必须使以前的观众成为演员，这就涉及到中国的宪政改革。

张曙光：下面进行讨论，为了使讨论更充分，每人限定五分钟。

黎鸣：我听了卫方的发言和两位评议人的发言是深受教育，在这里我想补充几点。卫方在谈到文化的时候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就是说中国人必须完全的西方化才能真正走向宪政，其实卫方讲的不错，但是应该强调一点就是虽然文化不同，但是人性的个性永远要服从人性的共性。如果我们不注重人性的共性的话，我们就会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宪政不光是西方人需要的，东方人也需要。宪政的一面是限制统治者，另一方面是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宪政是人性的共性。如果因为我想建立宪政就说是西方化就是不对的。这是补充的第一条。补充的第二条是卫方在理论上还需要有所斟酌、有所深入，在谈到这种理论的时候应该从最基本的人性的原则去分析。中国和西方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差异产生的源头在于我们对待人性的不同态度上。西方人有两大传统，第一大传统是神学传统并且是一神论传统；第二大传统就是哲学传统，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爱智慧、爱理性思维。但是这两大传统恰恰是中国人最匮乏的，中国人有的是人学的传统，这种人学的传统一开始就堵塞了思维的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西方的哲学是从自然、从存在开始的。什么叫存在？存在是外延无限大而内涵无限小的一个概念，因此他讨论问题最简单、最容易定义，因为你讨论的东西都是存在。但是中国人是从人开始的，但是人是最复杂、最不能定义的一个概念，因为它的外延很小，但是内涵却很大，因此中国一开始就选择了最复杂的东西作为开点。这就导致了后来的问题。

蔡德诚：我对今天的主讲人、评议人表现出来的判断、学识水准感到敬佩。我赞成许教授对贺卫方的规则在前事实在后的批评意见，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是规则在前而后引发了后来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例说明是可以“规则在前”的。第二点，我补充包万超先生的“我们的立法源头就已经污染了”的判断，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极其清晰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现在都是各部门在立自己的法，他们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根本不考虑全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国家虽然在进行不停地立法，但是源头就已经污染了。

张祥平：我听了包先生讲的公共选择理论，实际上也并没有否定许章润先生的规则在前、事实在后的批评。刚才提到了最高原则，但我认为群体延续才是最高原则，每一个群体、每一个民族都要在一定的条件下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就会要相对地清楚一些，贺卫方先生讲了去晒太阳没有危害任何人，但是危没危害任何人这个定义是不清楚的。在有些条件下就可能造成很多家庭的离散。

贺卫方：对不起，我想稍微说清楚一点。我不太理解如果一个老太太把两个手举向天空的这个事实怎么会危害别人呢？

张祥平：如果她要带上小孙女呢？小孙女如果这样，他的父母就会不同意，因为会影响高考。
因此，你至少是无法定义清楚的。既然你无法定义清楚，你就应该用一个最高原则去裁定它，就是是否危害了一定环境中的群体的延续。而我们中国人五千年以来是研究出来了一套办法来保障群体的延续。

蔡德诚：有这么简单吗？那么动物的延续怎么说？

张祥平；咱们这么多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在干吗？就是要人类承认动物的延续权，因为你无权去消灭一个物种。而且蔡先生说的美国的宪政也并不是规则在先，因为美国的文明不是独立的文明，它和欧洲的文明是一体文明，所以它仍然是实践在先而不是规则在先。

许章润：我觉得今天在座的人不管是保守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学习西方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我常常提醒自己的一点就是我们学习西方是不得不然，就像古希腊神庙上写的那样首先就是认识你自己，因此在这一点上没有差别，差别至多在进路上的不同。黎鸣先生说古希腊文明是以存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中国选择了人。但是我们知道古希腊的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就是认识你自己。第二个就是说人的外延很小而内涵很大，但是他一开始就说人性是普遍的。既然你认识不了人你怎么知道人性是否是普遍的，这是论证上的不周延。

汪新波；听了贺老师的这个讲座是深受启发。首先我是很捍卫贺老师提出来的这一套思想，而且我也认为评议人的挑战都是极其地精彩。我想把你们三位的观点串起来，首先宪法动力学的源头在那里。我认为贺教授一下就抓住了一个彼岸世界—神学，这个是不需要事实-规则之间的关系来反证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彼岸的世界是很长生的，而尘世的世界是很短暂的。西方的源头是二元的，神学的世界和尘世的世界是分立的，这个二元的张力是推动人类发展的首要动力。第二点就是尘世的世界是如何推动理想的世界进步的，答案是科技。正是这些知识、科技推动了我们的认识，使我们更加接近理想的世界。因此科技把彼岸的世界和尘世的世界打穿了。

高放；今天的讨论很好，我对宪政也做过一点研究。我觉得今天的谈论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宪政的发展，宪政简单地说就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这是在近现代化之后才有的，但是它的渊源可以追述到古希腊、罗马，我们今天的宪政就是古希腊、罗马宪政的重演。宪政的发展必须要和现代商品市场的发展联系起来观察，由于商品市场经济竞争需要一个规则，在政治上就需要有法律----宪法来制约各方的共同力量。凡是封建专制比较深的国家，它的宪政之路都是很漫长的，而并不是所谓的基督教传统就有宪政。从基督教来宪政起源是一个方向，但是是一个很片面的观点。拿英国来看，英国的宪政之路是一波三折，最后以君主立宪制告终，法国经过多次反复建立起来了议会制共和国。德国、日本由于有封建势力的干扰，最后形成了二元制的共和国。所以走向宪政之路都是很坎坷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举成功的惟有美国，但是美国也是在商品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才建立了总统制共和国的。在美国这样一个封建传统不深的国家如果没有像华盛顿这样杰出的人也是要走弯路的，所以，宪政一方面受制于商品市场经济，但是政党、领导人并不是没有作用。因此，我在我的文集里写了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经常出现悲剧呢？是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出现无产阶级的华盛顿”。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一旦掌握了权力，总想搞个人集权，总想搞终身制度，用封建制度的东西来搞社会主义当然就要垮台。

社会主义的宪政本来是应该在继承资本主义宪政的成果基础之上的，但是社会主义在一些落后国家首先胜利了，一方面没有经验，另一方面是封建主义的渗透。因此对于宪政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商品市场经济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政党、个人的作用。

茅于轼：这三位讲的都很好了，我不是学法律的，也插不上嘴。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今天来的人是空前的多，是什么原因呢？一个是因为贺卫方教授的号召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确实重要。为什么大家那么关系宪法，其实这还是跟自己有关系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一想自己可以对推进宪政有什么可做的事情。我觉得中国今天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就是对宪政既有供给也有需求。需求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市场经济来的。没有市场经济的时候是没有对宪政的需求的，只有作为奴隶的需求。为什么有供给呢？我觉得供给还是从西方来的，在中国这个本土资源里头没有宪法观念的，中国只有皇权。中国现代化的150年其实是学习西方的150年，当然不是照搬，但是总的资源的供给还是在西方。我赞成贺老师的观点就是不要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失掉了一切妥协的机会，也就是包博士讲的“不和你玩了”。不和你玩的结果是很糟糕的。我今天的一个感想就是如何从现实出发来推进宪政的改革。

贺卫方：首先感谢各位对今天下午的这么一个粗浅的发言给予这么高度的关注，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来启发思考，应该说很多问题都是终身研究的大课题。我归纳了一下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宪政的发生学问题，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可以发现一些决定性的力量，但是这些决定性的力量是在不停的变化的；第二方面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差别对宪政的影响；第三方面是历史对宪政发展的影响问题。我是不大同意历史决定论的，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台湾的宪政发展历史；第四个问题是包万超博士提出来的立法的重要性，我觉得在立法的过程中民主的因素应该得到更多的贯彻。我们现在的立法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号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实际上是和人民没有多大关系的。我再次感谢各位。

张曙光：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谢谢大家的参与。

走向宪政

2009-04-27T01:44:00.006+08:00

北京大学法学院学术文化节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法学系列讲座

走向宪政

何为宪政？宪政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理解我国宪政的现状和未来？实现宪政的途径有哪些？

敬请期待法学院张千帆教授为你深度解析

时间：2008年12月27日（星期六）晚七点　　　　

地点：北京大学二教307（从靠近乒乓球馆的东门进去比较近,另外进入北大需要带上身份证，多人一起去的只需一人做证件登记）　　　　

主办方：法学院研究生会　　　　

主讲人：张千帆教授　　

北京大学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士、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司法制度、中西方政治、道德与法律思想。

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2009-04-26T23:05:00.010+08:00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www.zhuanxing.cn）“公民转型论坛”

演讲主题：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主讲人：戴晴女士、张鹤慈先生

时间：2009年1月10日（周六）下午3：00 — 6 ：00

地点：海淀区五道口华清嘉园小区23号楼4层404教室

内容简介：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是张东荪先生生平和思想。主讲人戴晴是《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书的作者，张鹤慈先生则是张东荪先生后人。另外，讲座现场有少量新书赠送。

戴晴女士的《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一书包括余英时、杨奎松等在内的好多名家都做了推荐：

《在如来佛掌中》是一部最有历史价值的「洗冤录」。作者运用多方面的可靠数据，重构了这一段复杂离奇的案情，写出来的是一部翔实的历史──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政治史。作者事如山阴道上山川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余英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退休讲座教授）

今天的读者能知道张东荪者，大概很少很少。对于「张东荪叛国罪」这一疑窦丛生的政治事件，迄今尚无人能够拨丝抽茧，解开谜团，戴晴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解读。──杨奎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廿余年来戴晴钻入焚书坑的冷灰，历数倔强文人及思想者遭殃的坎坷。在其新作，戴晴阐述了张东荪的悲凉史。《在如来佛掌中》是一部对良知在专权时代遭际的挽歌。── Geremie Barmé 白杰明（澳洲国立大学亚太学院中国历史教授）

戴晴女士在现场演讲

左：秦晖；中：张念慈；右：戴晴

现场听众

拷问死刑

2009-04-26T21:34:00.014+08:00

以下文字稿及图片转自贺卫方先生的博客

goto：守门老鹤

主题：拷问死刑——我们为什么要废除这一野蛮的刑罚
演讲人：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教授）
主持人：游伟（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地点：华东政法学院交谊楼讲堂
时间：2005年12月15日
　　
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沉重的话题——死刑问题。大家知道，死刑可以说是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废除死刑或者基本废除死刑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20个以上，但是，另外有一些国家还在判决和执行死刑，比方说美国。美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这在世界发达国家中是很少见的。这个国家是在1976年恢复了死刑，前不久刚刚处决了1976年以来的第1000个死刑犯。76年到现在已经是30年的时间，美国总共处决了1000名死刑犯，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每年大概有30左右个人被执行死刑，在我们看来，美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死刑执行的并不多，每年才30几个。我们国家在唐朝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年判死刑仅仅29例这样的历史性的纪录。唐朝的人口数量大概是在五千万左右，比起今天的美国来当然是少了许多，不过，我们不能忽略时代的差异。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一年只判处这么少的死刑，也算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了。

最高人民法院最近正在进行一项改革，那就是收回死刑复核权，进一步地激发了人们对死刑问题的关注，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期盼着死刑相关制度的改革能够避免错案的发生。我们都知道，去年曾经有过一些个关于死刑案件的报道，这些报道引发了人们对死刑问题的忧虑，那就是一些不该被判处死刑的人被枪毙了，过了十年或是过了几年以后，真凶落网，真相大白，司法机关铸成大错。因此，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动因也许就是如何通过更严格的复核制度避免错杀。

我们也关注如何减少死刑的数量的问题。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数量有多少？游伟老师（按：游伟，刑法专家，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本次讲座的主持人）是死刑问题的专家，可能你知道，我不知道，而且你也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知道了没有什么好处，知道的机密太多，就容易泄漏国家机密，容易出现严重的问题。到底执行了多少死刑，我们是一个保密的数字，而且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地不让国际社会知道。有些国际组织试图了解我们到底执行了多少死刑。过去他们的方式是通过对报纸的报道进行一些统计。我们过去非常地炫耀自己的执行死刑，比方说把一些执行死刑的情况在报纸或电视上报道。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宣布了17名罪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然后，南京市中院又判决了多少，还有，成都中院又执行了多少。那么他们会把这报纸上的数字加一加，这数字让他们感到很震惊。现在呢，我们的报纸一律不允许报道被执行的数字。基本上是，上海市一中院宣布，一批罪犯被执行死刑，然后，成都中院又一批，南宁中院又一批，结果外国组织加一加，这一批一批这么加，加不出个数来，不知道到底是多少人。总而言之，中国死刑执行的数字或许比世界上其他的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大家知道印度是一个可以和我们相比较的国家，印度的人口也很多，那么，到底印度有多少人被执行死刑？据说他们从80年代开始一直受到一个问题的困扰，那就是他们的刽子手数量太少，不久前我看到一则报道，印度全国只剩下五个人胜任执行死刑这工作，因为他们是绞刑，不是枪毙，枪毙比较简单，“砰”地一枪就打死了。但是绞刑需要一定的技术，这是一个需要训练的活儿，需要通过学徒一代代地传下去的活儿。但是他们现在全国只剩下很少几个刽子手了。这几个人的积极性还不高，有一个人一直闹着要退休。在印度要执行一个死刑很难，只要这个被执行死刑的人说：“我冤枉啊！”然后，法院就立即命令说不准执行，看一看是否冤枉，一查可能五年十年时间又过去了。所以他们现在，监狱里边有好多的人在等着执行死刑，有人已经等了十多年了，还在监狱里边等着、排队，每年执行不了几个。但是，我们国家情况非常地不一样。最高法院收回死刑的复核权，大家知道，这被渲染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改革并不是体制上的一个多么大的变化，或者说，它只不过是回归了我们1980年就生效的《刑事诉讼法》所做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定，那就是所有的死刑犯罪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来进行死刑的复核。一审如果是中级法院的话，二审就是高级法院，高级法院之后，所有被二审维持原来死刑判决的案件还必须再提交最高法院复核。在复核时，最高法院应对原审判决是否建立在确凿的证据基础上，法官对于法律的解释是否妥当等等进行再审查。当时有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借鉴了我们中国古典制度的传统，因为古典制度的运行过程中，皇帝对于死刑的判决享有一个终极性的审查权力。所以为了慎重地对待死刑，1980年《刑事诉讼法》作出了这样的一个规定。讽刺的是，这个规定墨汁未干，马上就开始了严打，很快，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把一些经常发生的也很严重的犯罪，比方说杀人，放火，抢劫等等重大犯罪的死刑复核权下放到了各个省的高级法院。这样一来，各个省的高级法院成了事实上的两个机构的合一，那就是，它既是一个受理二审案件的上诉法院，同时也是一个行使死刑复核职能的机关。现实中，有许多法院把这两个职能干脆交由同一拨人来行使，如此就导致了死刑复核程序的形同虚设，导致了我们国家死刑数字不断攀升。

你们知道这里边暗含着一个立法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所谓基本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全体会议来进行审议和通过的。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样的一个全国人大常设的执行机关却可以修改我们的基本法，把基本法中所规定的死刑复核程序加以修改。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凸显出：在这个国家，法律是什么实在是不必太当真。法律不就是那几个人说说的事情而已么？于是，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人把基本法甚至包括宪法当回事儿。

现在终于做出这样的一个改革，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变革跟国外的压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每年杀这么多人，已经成为人权方面一个严重的问题。最高法院最近紧锣密鼓地在研究如何设计一个合理的死刑复核程序，我自己也参加了学术界的几次相关的研讨会，我知道最高法院马上要招兵买马了，至少在北京地区，学刑法和刑诉法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获得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可以进最高法院。有几个这方面的同行都感到特别开心，因为他们的弟子就业的问题一下子就能够得到解决，坐直通车到最高法院去。前不久我还跟一位朋友说，你们这简直完全是乱来嘛，我们《法官法》明确地规定，上级法院的法官应当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遴选。这样的一个规则现在又一次被我们的最高法院自己给践踏了。他说你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最高法院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够解决一下编制的问题。我们从下级法院进人，找一个资深的法官来，他们拖儿带女的，我们最高法院没有办法给他们的家属孩子解决就业或者上学等问题。所以，选择研究生是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我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研究生刚刚毕业，你们知道，他对死刑的严峻性有多少认识？他比较年轻，没有丰富的司法经验，他如何去敏锐地觉察出原审判决中存在着的证据缺陷？如何去细致地发现法解释学上不易察觉的含糊？他们说也顾不了这么多了，反正先把人进来再说。这也是我们国家制度方面一直以来的一个缺陷。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自己在死刑复核上也没有多少经验，除了个别犯罪种类，比方说经济犯罪或者说像间谍这一类的犯罪，判处死刑是由最高法院复核。即使是最高法院原有的那些法官，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也不知道怎么进行死刑复核。所以，我们就开始密切地关注，他们能否通过收回死刑复核权来有效地减少中国执行死刑的数量？而且减少误判？他们如何进行死刑复核？复核法官是否要到外地去？还是在北京？如果在北京进行死刑复核的话，全国的死刑犯都要押解到北京去，那北京城里就会有太多的死刑犯，那肯定是令我们党中央国务院很不高兴的一件事情，本来上访的人已经闹得很窝心了，又把那死刑犯都搞到北京来（笑声）。所以，看起来不能搞到北京去进行死刑复核。那到外地去，最高法院的法官天天坐着飞机在天上飞，你们知道，有些死囚，囚禁他们的地方往往是一些县级的或者市级的看守所。最高法院有多少财政支持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们还关注是不是每一个死刑犯都要受到当面的讯问，如果仍然是书面审查的话，又如何能够保证所有的错案不会发生？所有的这些问题现在都在紧锣密鼓地研究过程中，有关的制度现在还没有出台。那么下一步怎么办？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是否会废除死刑的提问的时候说：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够废除死刑，但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地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这是温总理表达的一个态度。看起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决策部门不准备废除死刑。尽管如此，我想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时刻，一个需要我们更彻底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刻：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废除死刑？

在座的有法院的法官，有检察院的检察官，有不少实务部门的朋友，也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我今天晚上在这里谈一下在这方面的粗浅的，缺乏深入研究的，经常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感情的或者是感觉的看法。我要跟各位朋友各位同学说的是，我真的不是一个刑法方面的专家，之所以今天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在这里做讲座，是因为我觉得，不仅仅是刑法学家、刑诉法学家，而且包括从事法理学、法律史研究，乃至从事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等研究的人，大家实在是需要一块儿来研究死刑的问题。我特别高兴我的同事，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何怀宏教授最近正在北京的一家报纸《新京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对死刑的问题进行反思。我也很想发表这类文章，不过，某些报纸似乎自我审查太过，设置了不少禁区，例如宪政，例如司法独立。死刑问题可以谈，但是只能谈死刑复核程序如何健全，我说，那个我不擅长。我擅长谈废除死刑的问题，他们说那不行，那不可以（笑）。所以，我只好做一个“嘴力劳动者”，用自己的言说来表达自己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关注。
　　
我想，我们可以简要地分析一下，死刑这样的一种刑罚，它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必须废除死刑？我相信在我没有讲之前，在座的可能不会有多少人会赞成立即无条件彻底废除死刑。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中国现在的杀人犯罪这么多，经济犯罪愈演愈烈，现在要废除死刑，这简直是白日做梦，而且是完全地对这个国家不负责。我们今天晚上想来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希望在我讲完后，游伟老师能做一个的评论。

为什么要废除死刑？第一个理由就像许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是死刑很难起到我们预期的遏制犯罪的效果。

我们经常把死刑视为一种具有工具化意义的惩罚，就是说判决死刑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人本人，而且为了杀一儆百，杀鸡儆猴。让别的人从中汲取教训。我们看到了研究死刑的专家或者国外的一些数据报告表明，在已经废除了死刑的国家里，废除死刑以后，严重犯罪的比例并没有多少变化，也就是说，废除死刑并没有导致严重犯罪的大规模上升。有时候有一点上下的小幅波动。在一些联邦制国家，有些州废除了死刑，有些州没有废除死刑，人们发现，两个州的犯罪比例也没有太大变化。很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立陶宛——在废除死刑后，像杀人这样的严重犯罪的数字下降了。这是值得我们玩味和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执行死刑并没有起到我们所希望它起到的那种作用，也就是遏制犯罪？

一位著名的法国文学家也是哲学家，许多朋友可能读过他的书，加缪（Albert Camus），他有一部小说《局外人》，他还写过另外一篇不短的文章《关于断头台的思考》。《局外人》讲的就是一个死刑犯的心路历程。小说背景是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尔，有一个年轻人，早上接到他母亲死去的噩耗，然后他就赶快回去处理他母亲的后事，在停放他母亲尸体的房间里边还抽了一棵烟，这被视为是大逆不道。他还表现得很冷漠，他母亲下葬的时候，他并没有哭。办完了丧事，他又回到了阿尔及尔的市区，下班后又去游泳，就在当天。游泳过程中，看到他从前的一个女朋友也在游泳，突然两个人在水里边四个眼睛一对又恢复了以前的情感。然后两个人又一起到电影院里看了一部喜剧片。他妈妈当天刚下葬，他就看一个喜剧片。看完以后，两个人就回去自己演了一点儿特殊的“喜剧”（笑声）。后来周末的时候，他们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一个地方去玩，玩的过程中跟别人发生了冲突，结果这个人用他朋友的手枪把另外一个人给一枪打死了。结果，就进入法庭。“局外人”的意思仿佛是，在法庭的审理过程中间，他忽然发现法庭的程序之于他是如此陌生，他发现好像审判的对象不是他，他自己想说话的时候，他的律师说，你不要说，你说会有问题的，我来说。他说这是我的事啊，这不是你的事。他说，不，不，不，你别说。整个的法庭程序提到的很多问题，比方说，他在他母亲旁边抽了一颗烟，都被视为他的冷漠，最后必然会走向杀人犯罪道路的一个象征。那么这个人最后是被判处死刑了。当然这个过程中说了很多很值得我们反思的话。

在《关于断头台的思考》一文中，加缪曾经提到过英国在二十世纪初有关死刑犯的一个统计数字。过去的死刑执行情况大家知道，是一种节日化的执行，执行死刑是城市人的节日。大家在一个城市的广场上，架起高高的行刑台，所有的人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家看着执行死刑的过程。英国有人做一个统计，问那些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人：你以前看没看过执行死刑的场面？出人意料的结果是，超过70％的人都说看见过，其中不少人还看过多次。有人去看，看完了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震慑，后来又杀人去了。杀人的犯罪，怎样的因素是可以遏制，怎样的因素是不可能遏制的？就在今年，我们马上要过去的这一年的年初，在浙江杭州市发生了一起杀人犯罪，有一个某大学的女大学生，据说长得还很漂亮的一个校花，出去考六级考试，这一出去就没再回来，人们说六级考试害死人（笑声）。她打个车去到考试的地方，考完又打个车再回来。回来的路上，前面有个大卡车忽然运行轨迹很不规范，于是司机为了躲避那个大卡车，狠打了一把方向盘，导致这位女大学生脑袋磕在玻璃上，很疼。女大学生马上问：你怎么开车的?!司机说：你看前面那辆大卡车，我这不是为了咱们的安全吗？大学生的优越感一下子显示出来了，说：你们这种人，就是素质最差的一些人，你什么啊，为了躲车，你看你这车开的……越讲越难听。司机小伙子忍气吞声。结果到了这个女生住所地，女生要下车之前看看表上反映多少钱，发现是18块钱。女生说：我这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了，我每次都是16块钱，你这凭什么是18块钱？！司机说，这是表的问题，表就显示的是18块钱，你说怎么办？女生说：我就给你16块钱，你刚才还磕了我一下，给你16块钱就不错了。司机也来气了，少一分钱你也别想下去，两个人就争争争。最后，这个女生居然一伸手，准备去抓这个司机的脸。司机这个时候一下子爆发了，回过头，一把把这个女生的脖子给掐住了，等他意识到发生了问题的时候，悲剧已经发生了，掐死了。这个小伙子已经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现在，我们就祈求他的灵魂安宁吧。

在北京前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跟我住同一个院的一个小姑娘在公共汽车上被掐死了。是清华大学一位73岁的老教授的女儿，才13岁不满14岁。老两口带着女儿出去办事，到了公共汽车上一看，都坐满了人。73岁的老者，身体有点儿不好，他的老伴就问：有没有人帮帮忙，让个座？让我们家老头子能够坐下。就在售票员的旁边有一个座位，特别有意思，这个位子上坐着一位穿着北京公交系统制服的40多岁的女性。然后那老太太就说，你不能起来，让我们家老头坐？这个女的眼睛一横，说：凭什么？！北京人说话，真是损人啊。她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老太太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如何如何，就吵了起来。吵起来就吵起来呗，结果这个售票员本人看到了她的同伴好像受到了某种委屈，就开始报复。这种报复方法很独特，就叫他们每个人多花一块钱买票。他们上车的那一站只需要买一块钱的票，但如果在前面那一站上，就要买两块钱的票，差一站就差一块钱。售票员硬说他们就是从前面那站上的，发生了很大的争议。这个13岁的小女孩说：你们这帮子人都是社会素质最差的一批人。这样一说，40多岁的这位女售票员忍无可忍，一下子把这个小女孩给掐住了。接着一看这小女孩身体一软就倒在了地上，这把掐得真是厉害。老头老太太一看女儿成这个样子马上就说，赶快抢救我的女儿啊，赶快想办法送医院。前边那司机说，还送医院呢，咱们到总站去交了罚款再说吧。最后的结果是，下一站的时候，门终于打开了，老头老太太送女儿上医院，结果医生说其实已经死了。小女孩就这么死了，现在掐死人这位妇女已经被抓起来了，还不知道怎么判。

现实生活中，杀人犯罪到底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多还是熟人之间多？即使在我们国家，有关的统计数据已经表明，60%甚至70%以上的犯罪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一个家庭内部，你们听说过一个母亲把孩子给打死，你们发现夫妇俩经常一个把另一个给处死。但是许多情况下，发生在熟人之间的杀人甚至包括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杀人，都是一种激情之下的杀人。杀人的时候，脑袋一片空白。没有办法通过死刑来遏制杀人的犯罪。其他的犯罪，死刑能不能遏制？我们可以说，只要一个事实就可以有效地说明死刑的无效。那就是：判了死刑以后我们不得不判更多的死刑。当我们不断地通过死刑去镇压那些个犯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死刑是无效的。死刑如果是有效的话，我们判了死刑以后，就应该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比方说，成克杰先生被判处死刑，但是官场上的贪污受贿情况却愈演愈烈。那真正给人的感觉是大家都变成了革命烈士，死怕什么？砍头只当风吹帽（笑声），为了钱，我怕什么？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应当废除死刑，是因为死刑不仅仅不能够遏止犯罪，反而会激发犯罪。

我在这里边，引了孟德斯鸠的话：在一个国家里，如果盗窃十块钱和谋杀国王都是死刑的话，那么人们都去谋杀国王。因为谋杀国王可以把国库给盗窃了，自己就当国王了，这多好，那不仅仅是腰缠万贯的事情了。民间的说法是：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一不做，二不休。

你们知道，当你——别，抱歉——当我犯了一个必须用判处死刑的方式来加以处罚的罪行，我犯了第一次的话，我就完全没有了一点点害怕，我就开始不断地犯第二次、第三次。为什么会出现为数不少的那样一种犯罪？比方说入室抢劫，过去的时候，人们到屋里边去就是抢点儿钱，偷点儿钱，但是现在，入室的盗窃或者是抢劫往往伴随着杀人，因为涉及到死刑的问题。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你把房子里的人给杀掉，反而会把证人给杀了，没有人看到过我犯罪。如果留着这样的一个活口那么很可怕的。于是这就激发了更多的犯罪。

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著名的法学家贝卡利亚（Cesare Becacaria）的《犯罪与刑罚》，这位伟大的哲人的著作，薄薄的一本小书。在今天，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只写这么一本小书的话，连教授也评不上，但是贝卡利亚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尤其是我们法律人的历史上非常光辉灿烂的一个名字。他不断地激发一代一代的后来人投身到废除酷刑和死刑的运动中。贝卡利亚说：“人的心灵就像液体一样，总是顺应着他周围的事物，随着刑场变得日益残酷，这些心灵也变得麻木不仁了。严峻的刑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罪犯所面临的恶果越大,也就越敢于规避刑罚。为了摆脱一次犯罪的刑罚，人们会犯下更多的罪行。刑罚最残酷的国家和年代,往往也是行为最血腥、最不人道的国家和年代。”这是为什么死刑会更多地去激发犯罪。这是我们对人性的观察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

（聂树斌的照片）

这张照片不大清楚，如果清楚的话，你们会看到这个小伙子长得非常漂亮，很阳光很灿烂的样子。这是河北省的一个农家孩子，他叫聂树斌。你们看到过《南方周末》和其他一些报纸的报道。聂树斌先生的事情是在今年的2月份被发现的。在河南省郑州那个地方发现了一起犯罪，犯罪人来自河北，到河南来作案，警方在审讯他的时候，他交待说，在十年前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的某一个农田里边强奸和杀害了一位女性。河南省警察很高兴，这个好，十年前的案子现在都破了。打电话给河北省警方，河北省警方的回答把他们吓坏了：“十年前我们已经把那起犯罪的被告人判处死刑了。”河南省这边赶快把罪犯押解到那儿去，然后两边警方同时让罪犯做一个现场的指认，结果发现正是当年的那起犯罪发生的地方，各种情节也都相当的一致。这真是令人震惊。媒体把这样的一个事件报道出来了，人们就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们看得到这位母亲，聂树斌的母亲，扑到在他儿子的低矮的坟头上哭喊着。他的儿子不满21岁就被执行死刑了，十年来，这个家庭蒙受了多少屈辱，他的儿子是以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害人的家庭当然会认为就是他本人所犯的罪行。所以这个家庭十一年来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而且谁有能力叫他死去的儿子复生？一声声，一声声，来自母亲的呼唤……旁边这张照片是一张报纸，一点儿都看不清楚，题目是《青纱帐迷案》，作者是一位警察，他也参与了案件的侦破，文章里边说经过警察连续几天的突击审讯，罪犯终于在公安机关的面前低下了他高傲的头，交待了他残忍的犯罪罪行。现在这个案件，你们知道，还有点儿不了了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我看来必须要由一个超然的机构来进行调查——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现在是由河北省有关部门，政法委组织了一个由公安部门、法院、检察院人员组成的一个调查组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差不多是当年制造这起冤案的人现在在调查这起冤案。所以他们已经告诉大家说，这个案子是后边这个人胡说八道，这个案子判得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所以现在有关的问题还在争执中。这位可怜的母亲，仍然还没有得到一个清楚的结论。

为什么会出现冤案？为什么会出现屈打成招的现象？我们这个国家有许多因素使得这种屈打成招变得很经常。（ppt上一张残忍的刑讯逼供时的照片）是的，刑讯逼供导致了太多的冤案发生。现在有一些人还为刑讯逼供辩护，说刑讯逼供有它可理解的地方。我们国家有关的经费紧张，没有其他国家那么先进的器材，于是我们就打吧，不打如何肯招？如果这张照片更清楚的话，你们可以看到被刑讯的人手铐部位的斑斑血迹。他一定要使劲儿把自己的两只手紧紧地扣在一起，否则的话手铐就会直接变成连接他两只手的唯一途径，这是很可怕的。刑讯逼供，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为什么要刑讯逼供？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口供能够使得我们了解有关的犯罪的事实，有些个案件有疑难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调查，没有办法去了解。于是，“打”就变成了很好的一种方式。法国著名的作家，也是一个哲人蒙田曾经说过一句巧妙的话：刑讯逼供不足以考察一个案件的事实，而只能够考察一个人的忍耐力。能忍耐的人不说实话，不能忍耐的人说的是假话（笑声）。好像得到的都是虚假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刑讯逼供实际上对于执法部门来说的确能够获得案件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一般的犯罪人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都希望能够逃脱有关的惩罚，那么，打，就变得无法忍受。这是蒙田引用的罗马人的说法：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不能忍痛者吐不实。这个巧妙的翻译，我们要感谢钱锺书先生。

（佘祥林的一张照片）

上面这个人是佘祥林，是今年湖北省震惊全国的另外一起冤案的主角。湖北省的有关部门还是法外开了点恩，他本来是被指控故意杀害了他的妻子。但是最后湖北省高院，湖北省政法委员会用了一个巧妙的招数，说这个案件实在是有一些个疑点，最后就把它放到了基层法院进行一审，佘祥林的律师就告诉他：你死不了了。佘祥林还很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律师说：一审如果是基层法院的话，就不会被判死刑。结果，果然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佘祥林先生何等的好命啊，十一年后，他的太太居然又回来了，那个被说成是他太太的那具尸体，不知道是谁人的尸体，这就意味着另外一起犯罪没有被侦查。她的太太因为精神病出走，后来又回来，这才发现了这样一起重大的冤案。在今年的11月11号，宣布无罪的佘祥林先生到北京去了，因为他的这个案件在整个的报道过程中，《新京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新京报》是南方报业集团在北京办的一份报纸，是现在在北京非常受关注的一份报纸，而且是真的想做一点儿事的报纸，尽管我现在在那里发表不了文章（笑声）。他们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引发人们对于佘祥林冤案本身的广泛关注。11月11号他参加了《新京报》两周年的纪念活动。第二天，感谢《新京报》的一些朋友，我们在一起坐下来聊一聊天儿。我见到佘祥林，觉得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人。你们看到他伸出的食指，实际上是一半的，他告诉我说，贺老师，没有办法忍受。十天十夜的时间，公安部门不让我睡觉。用个大灯照着他，殴打他，什么办法都能想得出来，他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不说。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们要什么吧？要什么我说什么。最后就交待，交待完了以后又翻供，你们知道，不打了以后，感觉好一点了就开始说，那不是我，那不是我！那就再打。手指头都被打掉了，这不算是最严重的。我过去曾经接受过一个上访的材料，来自山东济南的一个老工程师，他的儿子被公安部门抓去以后就没有回来，后来他们看到自己的儿子已经是惨不忍睹。身体被各种火棍戳的都是洞，四个手指头都被搞没了，这样的一种情况真的是让人觉得震撼。

我们如何去避免刑讯逼供？现在不仅不能克服，而且刑讯逼供的手段又在不断地得到改进。过去所有的那些方法我们现在都能够用得到。刑讯逼供的各种方式大家可以去研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有一位我非常尊重的老辈学者周叶谦教授，他已经去世了，是一位满腹经纶的人，但是他的肚子里边装的学问最多的一个门类就是刑讯的方法（笑声）。他对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刑讯方法如数家珍，跟你娓娓道来，当然听得你毛骨悚然（笑声）。我们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用句时髦的话叫“与时俱进”（笑声）。刑讯如何能叫别人看不出伤痕来，但是叫你内部发生了很严重的问题。拿着大灯照这种事儿，在古代没办法，古代没电（笑声）。现在拿着个大灯，刺得你没有办法。佘祥林说他现在不敢到光线太强的地方去，他要躲避这种强光，因为他的眼睛一看到这种强光就受不了。他不愿意去见人，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不完整的人，他在监狱期间，他的母亲坚定地相信她的儿子是冤枉的，老太太不断地去上访告状。最后的结果是他的母亲被抓到看守所里边关了三个月，老太太被关了三个月以后放出来，不久就告别人世了。佘祥林说：“我把我的母亲害了，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我的家人。”他说他现在一回到家就天天呆在家里，不出门，不愿意去见人。而且一出门，一见到陌生的人，就愿意往墙角上溜。或者说一见到别人就愿意蹲在那个地方，你们知道监狱里边只要一见到看守所的人马上就要蹲下去。这真的是对人的心灵的一种摧残，而且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摧残了整个民族的心灵。难道说，那些严刑拷打自己同类的警察在心理上会是健康的么？可怕的是，运用这种残酷手段的机构还在不断蔓延。我到一个县去，遇到一个警察，这个警察跟我讲，工商部门也把人抓起来打，那个警察非常愤怒地说：“怎么能够这样呢？我们打人是正常的，他们怎么也打？！”（笑声）你们知道，包括有些个别地方检察部门，他们也利用对人羁押的这样一种空间实行刑讯逼供，甚至纪委，也一样做这样的事。过去有一位沈阳检察院的检察长被指控犯罪，最后在南京这个地方指定管辖，南京检察院的朋友跟我说，这会儿他才尝到刑讯逼供的滋味，不让睡觉的滋味。那真的是非常的残酷。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让整个民族的心灵都变得非常的麻木。当我们想象着一个警察在残酷地殴打自己的同类的时候，我们不免想起孟子的话：如果人没有恻隐之心的话，他跟禽兽之间还有什么差别呢？

毫无疑问，刑讯逼供导致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云南省的杜培武案件。他被指控杀害了他的妻子和妻子的同事。杜培武先生本人是个警察，他的妻子也是一个警察。他的妻子跟她的同事在车里边被人打死了，被怀疑是杜培武干的。法院判决的结果证明，这个案件的确有重大的疑问，但是杜培武最后还是被判决死刑，不过是缓期两年执行。当然杜培武比起佘祥林先生来说幸运多了，好像是一年左右的时间，真凶就落网了，杜培武就出来了。杜培武也一样地说他是如何遭受那么严重的刑讯，他本人也是一个警察，真的是警察开始打警察了。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司法体制的运行情况，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当比例的死刑判决是错案。死刑如果是错案，跟别的都不一样。我们的何勤华院长总结华东政法学院2005年的工作，何院长可以说，我们的工作，95%还是做得不错的，但是5%这个方面还是有一些缺陷，有一些问题，比方说松江校区离得太远了，校车的安排还需要改进……这当然是比较正常的情况。就刑事判决而言，有期徒刑我们也可以容忍某些缺陷，例如其中有5%的徒刑判得过重，甚至不该判得判了，我们都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来挽回损失。当然，对于佘祥林来说，有一些损失简直是永远不可挽回，但是，现在佘祥林先生大概能够得到90万人民币的抚慰。90万是买不回来他的有些损失的，但是好歹我们能够安慰他一下，他所到之处大家都伸出温暖的手向他表达一种同情心，同时也表达一种大难不死以后一种庆幸的心理。但是，死了的人呢？聂树斌先生呢？这是永远不可挽回的！我们的法院院长不能够说我们今年判了100多起死刑案件，95%都是正确的，5%是错误的，所以成绩还是主要的（笑声）。人头不比韭菜，割下来还可以重新生长。人头落地，永远不可以复原，这是我们之所以说死刑需要我们特别慎重对待的一个原因。

（一张西方摄影家拍摄的清末刑场斩首的照片）

对不起，选这张照片让我心中很不安，因为它太恐怖了。这是西方人拍的，上个世纪末期，中国执行死刑的一个场景。前面那个人的脑袋已经被刽子手给砍掉了，你们注意后边那个张着嘴的人，正在等待着被执行的人，那样的场景真的是，他的嘴张得就跟字母“O”一样。他们是故意把先执行的那个人放在他前边，然后接下来再执行他，你们可以看到周边的里三层外三层，高处站着的那么多的人，大家都在看着这场屠杀的表演。我们在研究古罗马史的时候，有许多人说因为角斗这样的一种方式，而使得罗马人的心灵越来越麻木，越来越不人道，越来越残忍。那么我们说，这样的死刑执行也是非常非常的残忍，也是在鼓励着嗜血的残忍的国民心态。

（另一张照片，一位美丽的姑娘被执行死刑前的照片）

这张不那么恐怖，但是她的表情也许给人一种更加惨淡的感觉。她似乎在笑，不，这样的笑容看起来比哭还令人难过。这是发生在广东的一个案件，这个女士来自河南省。她跟她的男朋友一块儿谋杀了另外一个女士，这是个很奇怪的案件。这个女的跟她的男朋友已经吹掉了，然后接着跟另外一个有家庭的男士保持暧昧关系。那个男士的太太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怒不可遏，就威胁这个女的，如果不结束他们两人的关系就如何如何。结果这个女的把她从前的男朋友叫来说：咱们俩把那个黄脸婆给杀了吧。然后他们俩果然把这个人给骗到宾馆里边，由这个男的把这个女的给杀掉了。结果是这两个人一块儿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个是执行前的一个场景。你们看她脖子上还缠着一根绳。我们现在执行死刑当然不是公开进行了。但是在前不久的严打期间还有许多地方通过公审大会来把死刑犯展现在更多的人面前，以便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但是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在客观上鼓励着这个国家的一种残忍的国民心态。贝卡利亚说：当政府残忍地对待国民的时候，国民也会残忍地对待政府，或者说残忍地相互对待。我认为这是我们所说的死刑鼓励嗜血的心态的问题。

接下来第五个理由：国家是否有杀人的正当性？政府或者国家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是必要的。关于国家是如何起源的，我在这儿不需要说那些很理论性的东西。社会契约论告诉我们，国家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我们的自由而设立的。政府的存在本身有着前提性的条件，人民各转让一部分权利给政府，但是，人民在转让权利的时候，绝对没有把自己的生命转让给政府。这是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来出发得出的一个结论：政府没有杀人的正当性。

另外一个就是说政府杀人似乎是以恶治恶。你把别人给杀了，好，政府说，我把你也给杀了，因为我要禁止杀人。但是禁止杀人的政府自己却杀人，这不是一个悖论吗？这点我不想展开来说，因为大家可以看有关的关于死刑废除方面的一些个论证。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地有说服力但是非常学理化。也许，对民众来说，这是特别不具有说服力的。

死刑侵犯人的尊严，这是死刑应当废除的第六个理由。死刑的执行过程带有相当大的残忍。我们知道，它是对人的一种威胁和震慑。我们国家执行死刑跟西方国家执行死刑的时间，我发现有个差别。西方国家，我看有一些书，他们通常是早晨的时候跟你说：一会儿走吧哈，大限就到了。是你早晨一觉醒来的时候他要告诉你一会儿执行死刑。但是我们国家不是的，我们国家是头天晚上就告诉你（笑声）。德国存在主义哲学说：对死亡的恐惧是一切创造的源泉。我们因为怕死，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留下更多的痕迹。我们正常人都害怕死。因为死亡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神秘了。人为什么会生在这个世界上，人为什么要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死了以后，到哪儿去了呢？英国BBC曾经做过一个专题节目,就是体验死亡。采访那些个死过的人，就是那些个从死神的边上给捞回来的那种人。在医院里边，眼看就要死了，又给抢救过来了，那时，会有怎样的一种感受？一般的人回答都是：好像有一个漆黑的洞，身体就不断地往下坠，速度越来越快，眼看着在遥远的地方有一点点光亮出现了，一下子就活过来了。还有人说在飞翔，但都有人说是有个黑洞。现在，还没有任何实证的研究告诉我们死以后到底是怎么回事（笑声）。我们还会再以某种方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吗？我们会不会变做一只小鸟，飞到苏州河上空，看一看万航渡路华东政法学院的校园，看着莘莘学子仍然在很好地学习，感到很宽慰：我过去在这儿做过讲座（笑声，掌声）。有人说是灵魂不灭，有人说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没了，我总不相信人死了就没了，我总相信他还会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但不管怎么说，死这个东西令人恐惧，让人觉得害怕。正常的死亡我们都害怕。我看有一些老人怕死，天天嘴里念叨，快死了，但是天天想办法搞点这个吃点那个，以延缓死亡的到来。还有人去追求长生不老之术，都是怕死。但是，这种死毕竟还是正常死亡。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前不久，费孝通教授去世了，高寿，大家都觉得“仁者寿”。

但是，另外一种死亡不一样。那就是，头天晚上跟你说，今天晚上想吃点儿什么（笑声）？抽烟的人，抽吧。要烟？中华？好，给你！办一桌好饭，可以吃，随便吃，但是不允许喝酒，我听说是不允许喝酒，在座的法院的法官告诉我是不是可以喝点酒。要是我的话，我就希望能喝点酒（笑声）。但是，那一桌好饭，有许多人压根吃不下。因为他知道这是最后一顿晚餐了，第二天就要死了。这是有计划的死亡，一般的人死亡都是无计划的，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死了。这个是有计划地告诉你，第二天要死，而且这种死法是多么的残忍，是被一颗子弹给打死。所以有许多人一下子精神全崩溃了，因为，要死了。有些人就是什么话也不说，眼睛呆呆地盯着前方，那个眼神令人恐惧，你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有时候他脑子可能什么也没想。有些人就不停地哭啊哭，恨不得把这辈子的冤屈和下辈子的冤屈一块哭完。有些人在哈哈大笑，怎么会这么笑法？有些人在不停地写啊写，好像要把所有的心里话都给写出来。那天晚上真的是，你们知道有个歌剧的选段叫《今夜无人入睡》。有几个第二天要被执行死刑的人还可以睡一晚上？第二天要被执行死刑了。朋友们请注意，我给大家选的这张图片，这个人的膝盖那里系着绳子。两条裤管那个地方都用一条红色的绳子给系住。为什么要系住？因为往往被执行死刑前，有许多人大小便已经失禁了，为了不至于搞得脏兮兮的，于是就把它扎起来，扎起来就没事了，再把他拖到刑场上。有些人已经浑身都瘫软了，真的是被拖着去的。这样的一种死刑执行，真的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侵犯，这是死了几回了？你在街上杀一个人，一刀子就把他给捅死了，他根本还来不及恐惧。但是我们的法院要杀一个人，这过程复杂得很。一审法院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这不是说来几个法警“怦”一枪就把你给打死了，那倒也痛快。不。他叫你等着。你还有权上诉。自己已经是半个人到了阎王殿那地方去了，但是还抱一线希望，能否上诉成功？但是最后还是不成功，这一段时间饱受心灵的折磨。最后，死去。我们不知道被子弹打死那是怎样的一种滋味，没有人能够跟我们描述。那种残忍，哪里是杀一个人偿一条命？这简直是把一个人不知道杀了几次。我相信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侵犯。

人，不管他多么罪大恶极，不管他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行，他仍然是人，他是我们的同类，我们的同胞。他们当然享有人所应当享有的尊严。我们看到古代还有过赐死，喝毒酒死去，但是现在这样的一颗子弹，真的是让人觉得没有尊严。

杀人偿命，是，杀人还可以说偿命，但是经济犯罪为什么要判死刑呢？（两张照片）两个警察之间的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成克杰先生，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因为收受不正当的金钱贿赂据说达到了三千万，但是这个数字一直搞得不是特别地清楚。跟他一块儿犯罪的人叫李平——旁边的这位相貌姣好的女士，是他的相好，相当于莱温斯基之于克林顿（笑声）。李平女士跟成克杰表示将来他们要结婚，然后成克杰就开始叫李平做许多的事情。在成克杰作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他们一块儿做了不少事情，他们又分别做了不少事情。这个案件一审判处死刑之后，我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关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一种严重地违反司法本身应该遵循的程序的问题，比方说，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接受审判？他们的审判是互相封闭的隔开的。他们属于共同犯罪，你们知道，共同犯罪在许多情况下，几位被告人之间，与其说他们在跟检察官发生冲突，不如说他们经常是相互之间发生冲突，要搞清楚到底是谁犯了这项罪，如果要是跟成克杰毫无关系的话，那么李平必须要承担责任。但是，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居然是完全分开。成克杰的律师想要见一下李平是见不到的。接下来，案件的判决几乎都是依据李平女士的证词。判决书的每个自然段开始的时候都几乎是说：证人李平说，如何如何；证人李平交待说，如何如何。我自己觉得这个是太可怕了。因为李平很可能为了争取自己的刑罚更轻，本能地愿意把更多的罪行推到成克杰的身上。那么，写了这么一封信寄给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一位领导说，当时我们接到你的信，大家传着看了一下子，然后笑了笑，也就过去了（笑声）。成克杰被判处死刑，这是我们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年以后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级别最高的人物。

经济犯罪，你们知道，一个人贪图的是金钱，你给他的最大惩罚是把他罚的倾家荡产，你把他判处死刑了，到底有多大的必要和价值？我自己总觉得人命价值远远高于任何金钱，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他仅仅是因为贪污了一些钱，你就把他判处死刑。这还是轻的呢，过去上海曾经处决过一个也是长得很漂亮的幼儿园的会计。她只是贪污了21万块钱，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人命啊！人的命，价值到底几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问题如果要是在网上公开讨论的话，这条理由最容易引发民愤，老百姓会觉得你又站在贪官立场上了。过去我们有些刑法学家们在鼓吹这条的时候，都有在网上被口水给淹死了好几条命的那种感觉（笑声）。因为老百姓不能够忍受对贪官污吏的这样的一种放纵。在他们看来是放纵，但是实际上让他们财产全部丧失，然后让他们在监狱里边终日以泪洗面，我相信这样的惩罚也许并不轻松，也许并不见得比死刑更轻。经济犯罪不应该判决死刑是我们这里说的第七个废除死刑的主张。

死刑之所以应该废除的第八个原因是，死刑经常被用于实现刑法之外的一些目的。

（油画：苏格拉底临刑前）

这张图片上中间那位正在准备喝毒酒的，还在侃侃而谈的，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殉道者苏格拉底先生。苏格拉底当然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民主的敌人。他最不喜欢的制度就是民主政体，他认为，正是因为这样的民主政体才使雅典走向了衰落。所以老头子终其一生，天天在街上就给人宣扬民主的坏处，攻击他的国家。而且他那个攻击法特别富有说服力。他往往在街上遇到一个人拦下来就问：你能告诉我什么是善吗？那个人就开始回答什么是善，回答的过程中间又有破绽，他接着问那个破绽，到底为什么是那样的，那个人再接着告诉他，一直到最后，那个人说：苏格拉底，我不懂（笑声）。苏格拉底到处跟人家说：我什么都不懂。但实际上，人们最后的结论是：他，是一个最有知识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流行的说法叫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人的头脑比较复杂，而且这种人相信精英政治，他相信一个国家的治理是需要专业人才的，是需要精英的。我们修鞋的时候找这个城市最好的修鞋匠，我们理发的时候找这个城市最好的理发师，我们做衣服的时候找这个城市最好的裁缝。但是，我们治理国家的时候，修鞋的、理发的、裁缝都来了，说：我们都能治理国家！这是什么道理？！所以苏格拉底最不喜欢这样的民主，不断地对其进行攻击，于是他被指控犯有两项罪名：一条是蛊惑年轻人，一条是渎神。最后面临着雅典法庭的审判，你们知道，雅典的法庭，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法院的法庭。我们国家的法院不能够叫人民法院，因为人民法院这个意思啊，直接用西方文字来表达，你们知道，就是相当于外行人来审理案件的法院（笑声）。雅典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人民法院。老百姓在街上抽签，谁抽到谁去参与案件的审理。所以审理苏格拉底这个案件的是一个由500多人组成的大法庭，有人把它翻译成“陪审团”，其实是错误的。因为雅典那个审判团不是陪审。陪审是有主审法官，旁边有个陪审团。苏格拉底案件的五百多人就是审理案件的法官。对苏格拉底来说，他面对着非常尴尬的一个选择。你们知道，苏格拉底在法庭上发现有许多人的眼神流露出对他的同情，有许多人觉得不应该判这样的人死刑。因为这样的人是我们雅典难得的一个牛虻式的角色。他不断地让我们对自己有所警醒，他让我们了解到自己并没有很多的知识，这样的人不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苏格拉底呢？如果雅典的人民法院最后判决的结果是他不被判死刑，他甚至是无罪的，对苏格拉底来说，很麻烦的是，这证明了雅典的人民法院以及雅典的民主是特别地富于宽容精神，是特别伟大的一种制度。而他一辈子的奋斗目标就是论证民主是一件坏的东西。这个太矛盾了。他如果想不死的话，他就要最后证明雅典的民主是好的。最后的结果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用自己的死，来把雅典的城邦和雅典的民主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的目标实现了。经过两次投票，在审理过程中间，他不断地发表一些让人觉得非常富于冒犯性的言论。但是第一次的投票结果，仍然还是有大多数人认为不应该判他死刑。苏格拉底一看，不好，然后，又要求进行另外一轮辩论，这轮辩论他变得更加富于侵犯性，更加恶意伤人，说是你们应该把我供奉起来，我是雅典最伟大的英雄，如何如何。结果，把更多的人给激怒了。最后，大概是二百八十多票对二百三十多票的结果。这个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反正赞成判处死刑的人仅仅多不多的票数。最后，判处死刑。过了几天，他的朋友克里同（Crito）到监狱里边去探望他，然后说：“苏老师啊，我已经想了许多的办法，已经买通了有关的人员，我们可以越狱逃出去，到美国避难去。”（笑声）你们都知道，那番对话，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经典对话。苏格拉底雄辩地论证了为什么一个人不应该越狱，为什么一个人应当遵守那些看来对他有害的法律，在我看来，这就是社会契约论比较早期的某种表达。

苏格拉底的死本身也是由于政见不同所带来的一种迫害。一个从事思想的人，怎么可能被判处死刑？同样因为政见不同或是思想不同而判处死刑的，还有我们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夫子所判处的那起死刑，孔子当了鲁国司寇，七天，就株杀少正卯。少正卯是什么样的人？少正卯本人跟孔子一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孔子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办教师，少正卯也是另外一位民办教师。他们两个人都愿意召集一帮年轻人，对他们进行教育。后来孔子教而优则仕了。在判处少正卯死刑的那个判决书里边，我发现孔子列举的几项罪名基本上没有任何一条是杀人、越货、抢劫这样的罪名。少正卯的罪名是什么？“心达而险”，是说他这个心啊，有点儿阴险，心阴险是什么罪名？“行辟而坚”，行为有点儿怪癖，而且这个怪癖的习惯还很严重。“言伪而辩”，他论证一个不真实的命题搞得大家都相信是真的。“记丑而博”，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手机偶尔会收到一些个黄段子，不仅是黄段子，有些政治性的，挖苦领导人那种段子，少正卯就是这种人，对这种段子记得特别多（笑声），讲演的时候经常能给学生们讲一讲，大家哈哈大笑一番（笑声）。有一个细节还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在孔子做教师期间，少正卯在他附近也开了另外一所学校。读《论语》你们都知道，孔子似乎很不喜欢口才好的人，“刚毅木讷，近于仁”，他喜欢这种人，意志坚定但是没有话的人。“巧言令色，鲜矣仁”，他不喜欢这种人。他认为，仁者很少有口才很好的。你看，像邓析、公孙龙这样的人，说什么“白马非马”，辩论白马非马。是啊，这个东西很有意思，这跟人的常识不一样，白马怎么不是马了？我们在街上看到一匹马，你敢说这不是马？不，它不是马，它是白马（笑声）。白马不是马呀，对啊。你们这一辈子看到许多中国人，许多德国人，许多法国人，美国人，我问你，你们看到过人吗？（笑声）。从来没见过“人”，所以白马非马，中国人非人（笑声）。当年邓析这样的人，他就是开了一个律师培训班（笑声），然后，辩论，今天你站在原告的立场上，明天你站在被告的立场上，同一个命题，大家辩来辩去。这里训练的人，每一个都伶牙俐齿的。但是，这却让一些人忧心忡忡。儒家这派的人物，觉得这简直是坏心术的做法。于是，邓析先生被判处死刑了，少正卯也被判处死刑了。这几起大的死刑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中华民族后来的发展方向。例如，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公开辩论。你们看到法庭上有律师吗？没有，中国传统的法庭上是不存在律师这个职业的，因为律师要辩论，我们最不喜欢辩论。古希腊人经常在广场上跟大家发表演说，我们有过广场演说吗？没有，我们国家的城市也没什么广场。大家在一块儿就喝酒，或者是就起义，大家在一块儿，“反了吧”，然后就反了（笑声）。整个的历史，就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或者是忍气吞声，或者就是揭竿而起。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甚至是我们政治的一种品质，一种风格。直到今天，你看到过我们的人大辩论吗？我们人大没有辩论，只有发言。发言是什么？大家拿着稿子在那儿说，我们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你看到国家领导人之间会辩论吗？没有，我们的政治是完全排斥辩论和富于生气的言说的。我们的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不崇尚辩论。所以，少正卯、邓析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崇尚辩术，最后被判处死刑了。苏格拉底的这起死刑，会令我们永远扼腕叹息。我们会觉得雅典的民主最后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一张耶稣的照片）

这个，耶稣基督被吊在十字架上。宗教的迫害，也是人类很多死刑的一种根源。

这几个人呢，可能许多人都能够认出来。这个左上角的人是罗伯斯庇尔，法国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法学家，他是个律师出身的人。罗伯斯庇尔不断地发动对贵族的杀戮。判处了许多人死刑，但是最后有一天，他本人也被判处死刑了。下边这个是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也是一个根本不把死刑当回事儿的人，看着大刀朝他砍来，他说：“不亦快哉，快哉！快哉！”这也是一个湖南人的典型。在座的如果有来自湖南的朋友的话，你们完全可以以他为自豪，真的是一个仁人志士。但是我前一段时间在《法制日报》上发表一小篇文章，最后一句话就是“假如清朝已经废除了死刑，何至于33岁的谭嗣同就血洒菜市口？”我想间接地表达一下对废除死刑的一种呼唤，结果那个编辑眼光如炬，明察秋毫，把我最后一句话给删掉了（笑声）。这个礼拜六又会发表一篇文章，这次我已经怒不可遏了。我写文章经常会写到凌晨两点钟左右。我说，我点灯熬油写这样的文章，最后你们还给我砍来砍去的，这次你们要是给我砍掉一个字，今后我就再也不在你们那儿发表文章了！结果他们说，好好，一个字都不删（笑声）。布哈林，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大概在1938年，被斯大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布哈林临死的时候，口授一份遗嘱给他的太太，让他太太一定要记住，其中有一句话：同志们，告别了，永别了，在你们向共产主义前进时高举的红色旗帜上有我布哈林的一滴鲜血。布哈林是多么受列宁赏识的一位理论家，但是，列宁越喜欢的人，斯大林越嫉恨。因为对他形成了直接的威胁。所以，1938年的时候被作为人民公敌判处死刑。斯大林治下判处死刑的人远远超过沙皇期间所杀害的人的数量。简直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比希特勒杀的人都不少，真正是杀人如麻。

这一位是张志新烈士。1975年被执行死刑。是一位非常端庄秀美的女士。大学期间就非常喜欢拉小提琴。毕业以后分到了辽宁省委组织部，在辽宁省委组织部期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她自己对于打倒刘少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刘少奇不应该被打倒，打倒刘少奇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应该被发动的。结果，被人告发了，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边接着发表了一些言论，一直到了1975年的时候，被执行死刑。张志新烈士被执行死刑之前，当天的早晨，有关的医疗部门被命令过来，首先把她的喉管给割开。因为把喉管割开，一个人就不能够喊一些个反动口号，或者喊一些令人尴尬的口号，比方说“打倒某某某”之类。张志新烈士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执行死刑前被割断喉管的人。做医疗工作的人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古希腊学医学的人最后要宣誓——希波克拉底誓言，一个人永远不能做杀人的事情，不能够帮助别人去死亡。但是，我们看到了，文革期间是何等的一种残忍？我刚才说，我们这个国家的死刑鼓励人们的一种杀戮，人们的一种残忍的心态，嗜血的心态。文革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活活打死了多少人？有一个贫下中农的老大爷，他怎么至于死亡？到人民公社去请一尊毛主席的塑像，当时，毛主席的半身塑像很流行。在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数九隆冬，北风怒号，他把毛主席的塑像抱着回来，路太远了，走着走着手就冻僵了，他就想，怎么才能把手揣在袖口里边？一摸，兜里有一根麻绳，这就把毛主席的脖子给栓起来了（笑声），背到后边去，可以了，就把毛主席背着这么走了。结果，被贫下中农发现了，现行反革命，这不是要吊死毛主席吗？（笑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个时候，红卫兵最可怕了，高中生啊。高中生居然能够把他们校长的太太给活活打死，还逼迫他们的校长抱着太太的尸体跳舞给学生看。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边，地富反坏右被集中起来，也是大冬天。北京的大冬天。把他们脱光了衣服放到外面去冻，冻僵了以后再回来用火盆烤，烤完了以后再送出去冻，一直把他们全部折磨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啊，大家想想，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有一些东西让人觉得，怎么会那么残忍？比方说四五个彪形大汉在街上殴打一位妇女，然后旁边的人围观，不予干预。我们说伟大灿烂的中华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个鬼？（笑声，掌声）。所以，我们不断地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政治的悲剧：死刑用于政治的迫害。

我们最后看一看第九条废除死刑的理由。如果有死刑的话，我们就必须保留一种特殊的职业，那就是刽子手。刽子手就是以杀害自己同类为生的那些人。有些人当然是业余兼职（笑声）。中国传统社会有许多刽子手是业余兼职，平常杀猪，需要的时候再杀人（笑声），杀人给的报酬比杀猪高一些而已。但是有许多国家特别职业化，刽子手就是杀人的。现在杀人都是用警察来杀人。（照片一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杀人的场景，可能看不清楚，也是一位女性，被打死那样的一个片断。加缪发现杀人的人能够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他们之间互相说话像黑话一样的，你听不懂。“你昨天那个包裹卸得真是，很利落！”包裹是什么意思？就是脑袋。你们知道连一般人杀动物都是需要一些个勇气的。我们看到有许多人不杀生，他们连鸡都不杀。有些农村要把一辈子一起干活的那头牛给杀掉的话，大家都不杀，最后，让共产党员去杀吧（笑声，掌声）所以，牛尚如此，人何以堪？人杀人，杀自己的同类，这是怎样的一种职业？因为这个执行的过程会让人有一些恐惧。有的时候一枪打不死。有一个人被执行的时候，后边开了一枪没打死，这个被执行的人回过头来说：“小子，准点儿哎！”（笑声）结果把那个打枪的人一下子下瘫倒在地上了（笑声）。所以，因为我们保留死刑，就必须保留这样的一种职业？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展示。
　　
请原谅我今天晚上更多的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去说死刑的问题而不是从一个法律职业者的角度去说死刑问题。我想唤起人们对死刑问题的关注。我相信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如果大家将来从事法律工作，都能够把废除死刑作为追求的目标，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废除死刑就为期不远了。当然我相信这肯定是一项很艰难的事业。这个事业我觉得没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的努力可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即使这样还取决于我们许多人是否去关注它，是否去呼唤它。在国内，有一些研究死刑问题的专家，比方说在湖南的邱兴隆教授，湘潭大学法学院的院长，他在死刑研究方面非常地有功力，发表了很好的文章，有一些很好的演讲。还有西北政法学院的贾宇教授、最高法院的胡云腾博士等，都为死刑问题作过很多呼吁。

我作为一个从事法律史和司法制度研究的学者也愿意加入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每每看到那些被错杀的案例，每每想到也许这个世界上，咱们的国家的范围之内，也许每天被杀的人中间都有不该被杀的人，这种不该杀有可能是他最不至死，虽然有罪，但不应该被判处死刑；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完全无辜，但是被判处了死刑，我相信今年被揭露出来的几起事件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人类这个世界上，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最基本的同情，我们固然应该同情那些受害者，但是我们也应该同情那些犯罪人，我们应当同情人本身而不应该过多地去区分他们中间到底是什么人群。只有同情心越来越多，只有人的尊严越来越得到树立，我们才能够真正地构成一个和谐社会。

在这个世界，在某个角落，如果有一位儿子被冤杀掉的母亲仍然在哭泣，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不会得到安宁。谢谢大家！
鸟尚如此，人何以堪……

从晚近几个案例看司法对新闻自由的保护

2009-04-26T21:08:00.008+08:00

贺卫方教授：谈司法对新闻自由的保护

　　2004年11月22日晚，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主讲了“从晚近几个案例看司法对新闻自由的保护”的学术讲座。贺卫方教授首以911事件与东航客机坠毁事件为例，对比了东西方新闻自由的不同定位，提出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发展要素。在贺老师看来，司法是新闻自由的保障力量来源之一，其与新闻自由的关系密不可分，并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愈加结合紧密、互相促进。为了阐明上述观点，贺老师将其精心挑选的几个典型案例作为分析对象，具体论述了司法保障新闻自由的途径和发展趋势，认为相关判决彰显了新闻自由的价值，显示了国家和司法部门对新闻自由的重视和关注，并对新闻自由的未来前景作出了乐观而谨慎的预测。

泰国民主体制所面临的挑战

2009-04-26T21:03:00.016+08:00

安替，《纵横周刊》研究员，兼发行人。
研究方向：台湾，苏格兰。
博客链接：http://blog.sina.com.cn/anti

简介：2008年哈佛尼曼学者和《南方都市报》专栏作者，曾任《华夏时报》评论员，《21世纪环球报道》驻京和战地记者，《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新闻研究员，2007年剑桥Wolfson新闻学者，2005-2007德国之声博客大赛国际评委。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www.zhuanxing.cn）“公民转型论坛”

演讲主题：泰国民主体制所面临的挑战

时间：2009年4月18日（周六）下午3：00 — 6 ：00

地点：海淀区五道口华清嘉园小区23号楼4层407教室